钱茂竹
大通学堂成立一百周年了，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大通学堂从成立到结束，不到二周年，时间不长，宛若天上流星，但是，它却长存于宇宙间，永铸在史册上。试想，世上有几所学校短暂不到足七百天，却使人在百年间年年纪念、岁岁瞻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的一百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会愈益显示出它的光辉，使它永成永恒？没有或是甚为罕见的，这是因为大通学堂的功绩是永存的，它的遗响承续了它的无限历史，因而它的精神永恒而不朽，永存于世上！
大通学堂的永存，首先在于它的敢为人先的远见卓识。一百年前的今天，风雨如盘，长夜漫漫，革命者率先而起，革命团体纷纷建立。越地儿女于上海、东京和浙中大地，联络呼唤，内外相应，组织了光复会。光复会有强大群众基础，风云际会，英雄聚首，忠肝义胆，愿为革命一膊，但识见当有深浅，胆略亦有异同。１９０５年９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使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而光复会同盟会成立前二日即９月２３日在绍兴成立大通学堂。一个在组织上加快发展，一个在干部队伍上加强建设，可谓异曲同工、各臻其妙。光复会领导者认为革命团体中必须统一认识、明确目标、步调一致，纪律严明，由此方有组织力量，发挥战斗作用，因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第一要务。将原来分散于各会党中之骨干，各山门各分舵的热血男儿集中受训，使之具有革命的自觉要求、自觉纪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反清革命团体，担当反清革命重任。大通学堂创办者们的这一认识，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和后来的秋瑾等领导者们的这一认识，确实是了不起的夺人先机之举，表现了革命家风范。试想，在当时群雄纷起、百废待兴之际，有谁想到办学以培养干部，集中训练以提高队伍素质呢？没有！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重视这一点的要到在多次惨痛教训之后，才有军校、军官教导团等，而这要到辛亥革命以后，在大通学堂结束一二十年以后。所以大通学堂以培养干部、提高素质为目的办学理念确是先人一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创举，是深具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它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其精神仍是永存的真理。
其次是团结协作的办学策略。当时许多革命者在国外活动，这是一种策略，但光复会人士重点在国内，在广大农村，这又是一种更为重大而切要的谋略。大通学堂办在封建势力较为顽固的绍兴城内，不仅因为创办者大多是绍兴人，人熟地熟，更重要的大有欲置险地而后胜的胆识和胆魄。面对重重困难，徐锡麟、陶成章、秋瑾这些领导人，大胆地利用了两点：一是利用当时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办新学之举。这些官员们欲以办学为自己贴金，以示拥护新政、咸与维新之意，因此当有人提出办学堂，又不要政府任何支出时，就会较快同意。创办者们巧妙地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摸准府台省院大员们的微妙心理，于是打报告，递条陈，果然当时的府台熊起蟠、山会两县令、浙江省学台均一一准照办理。这是一种斗争艺术，创办者们运用自如，这当中，当然要区别真伪，分清忠奸，但也确实团结了一些真心想办学的人。二是团结当地绅商人士。办一所学校首要是经费。创办者们广泛团结各界代表人物，以赤心为民众，坦诚为地方办事的态度，博得了一些绅商人的同情信任和支持。党山的富商许仲卿原在上海南京路有地百余亩，上海开埠，地价飞涨，黄金地段更是寸土寸金，因而家财万贯，但常受外人欺侮，故反帝反清意识甚浓，同情革命，此次见表弟徐锡麟来访，就资助５０００元。又有孙端青年孙德卿，家有当铺，为一方首富，在日本见过孙中山，此次办大通学堂，徐、陶请他任“总理”即经管学校经费和事务，他欣然而往，故大通学堂日常费用全由他维持。这两人均为光复会会员。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名流、经济界人士的支持，这样学堂经费问题基本有了着落。至于教员、设备、校舍等事，也在有关部门和人员协作下解决了。如校舍，原拟办在东浦、陶成章认为不方便，就设法借到当时空关着的豫仓。又如设备，经府台打出证明，去上海购买枪支等。又邀请社会上饱学之士来校执教，请嵊县王金发等人任体育课教习，请嘉兴、金华一些人来襄理校务。凡一应办学诸端，均在团结协作努力下一一解决。这里不仅要发挥创办者们的积极性，更要做诸多工作，以获得队伍内部但又分散在各地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获得社会上特别商学两界人士的赞成和协助。各方力量团结一起，便能战胜困难，实现既定目标。这种方针和策略是十分正确的，创办者们工作精神长留人们心底。
第三灵活多变的活动准则。在当时满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在绍兴众多顽固势力的监督之下，作为一个革命团体举办培养干部的学校是极不容易的，这里不能不以种种措施应对上面、外面；岂只应对，还要尽可能得到他们的首肯和赞扬，白皮红心，扯虎皮作大旗的事，是不能不做的。这就要求灵活机动，以不变应万变，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如一方面公开招收学生，另方面让金华等会党头目秘密来校报到受训；表面上是体育学校，训练队员，毕业后分派各地办团练，经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是军事与政治训练；表面打师范学校牌子，易于批准，为新办学堂培养师资，实际上是政治教育，培养革命干部；购买枪支，说是体操课所需，实际上为训练起义队伍服务等等，这种种革命活动，都在公开允许并获得官方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凡大通学堂师生，均为光复会会员，毕业后亦受光复会节制的规定，事关重大又为高度机密，但大家自上至下均严加遵守，无一泄密，这是十分了不起的组织纪律性。果然在以后的皖浙起义时，大通学堂成了浙江的指挥中心，秋瑾在几个月内，能组织起四五万光复军。大通学堂人在被捕后，也无一投降叛变，表现了高尚的革命贞操和原则立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所以灵活机动的活动准则完全是与坚定的革命目标结合的，是为完全革命服务的一种手段。大通学堂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做法，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胡国枢同志在《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一文中如此概括绍兴大通学堂：“这是特殊的人物办起来的，有特殊功能的一所特殊学校，既是一所师范学校，又是一所职业学校；既是一所普通中小学校，又是一所岗位培训补习学校；更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的教材、课程、课外活动都是一般学校所没有的，具有创造性，‘反对清廷，建立共和’是大通学堂的总课程。”“这样的学校，在当时除了徐锡麟、陶成章谁办得出来？体制创新来自他们思想的解放。到了秋瑾接手大通，更使它进一步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光复会的总机关。”“有了大通学堂，才孕育出光复军”，“可以说，大通学堂是光复会及其领导的皖浙起义之母体。”这就是大通学堂的性质、功绩以及它的创办者们的特殊的功损，而这一切，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论述的大通学堂的精神。
那么，大通精神何以会在绍兴出现呢？这与绍兴悠久而深厚的越文化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大通精神从本质上讲就是越文化的胆剑精神，是光荣的胆剑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个案！胆剑精神永存，大通精神随之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