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名为《美国校园文化》的译著中，记载这样一件事：若干年前，哈佛大学曾经因为素质太差而拒收一位女生。然而，由于这位小姐的祖父是哈佛大学的主要捐款人和该校校友会的头头，所以学校感到十分为难。为慎重起见，校方委派一位负责招生的院长亲自登门拜访，以便做些解释。出人意料的是，当老人明白校方来意后，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如释重负地说：你们正好帮了我一个忙，今后再有朋友来求我“走后门”的话，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他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他，我的话并不算数，这个学校连我的孙女都不收。

对这位“阔祖父”来说，自己作为“主要捐款人和该校校友会的头头”，让学校为自己的孙女入学降低门槛，本属常理，情有可原。而于学校言之，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一旦自我降了标准，准许一位“素质太差的女生”入学，这不是自损形象吗？可欲拒收，谈何容易！人家祖父毕竟是“主要捐款人”和“校友会的头头”啊。然而，最后帮助学校走出“两难”境地的，还是这位豁达大度、善解人意的“阔祖父”，他那番既严肃又幽默的回答，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

其实，无论对于学校或这位“阔祖父”，他们在一点上最后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捐款、任职与学校招生无关。正因为此，学校才敢大胆作出拒收的决定，而这位“阔祖父”才会予以理解并真诚配合。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联想到当今社会，“写条子”、“走后门”成风，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写条子”、“走后门”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托人办事；而被托者，因碍于托办者的权势，故忘乎所以、胆大妄为地给开了绿灯。从一些案子查办的情况看，莫不如此。

制止“写条子”、“走后门”现象的蔓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不该帮的忙绝对不能帮，哪怕是熟人、朋友，哪怕人家曾经帮助过自己。笔者由此想到了叶飞将军。某杂志社一名记者以前采访过将军，与将军比较熟。她很客气地对将军说，有一件事要请将军帮忙支持一下。将军说，只要他能帮助的，他都会尽力帮忙。记者说要在深圳搞一个活动，由她们杂志社和深圳的一个体企业共同举办。活动规模很大，投入很多，剪彩用的剪刀，都是纯金制作的，价值五万元人民币。谁剪彩，金剪刀就送给谁。将军听到这里，把脸一沉，毫不客气地说：“别说五万，就是五十万，我也不去。你走吧！这类事情以后别来找我！”是啊，在叶飞将军面前，有人想让他“写条子”，那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无独有偶，３月８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参加山东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义正词严地对全省的代表们表态：“我是南方人，来到山东以后，南方有很多企业要到山东来发展，凡是我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到哪个地方去，你们第一不要接待，第二不要给情面，第三不要办事，谁给办事，我就追究谁的责任。”有张高丽这样一番坚决的态度，对下属自是一种“解放”，下属自能坚持原则办事，按政策规定办事。

在有些人看来，事情有大有小，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领导也不必太认真，大可给人家面子，给“写条子”通融通融。也还是３月８日这一天，张高丽出席庆祝三八妇女节女代表座谈会。有一位文艺界的女代表开玩笑地提出，当前一些重大晚会上，很多领导帮演员递条子，由于山东的领导没有“写条子”，山东的演员比较吃亏，经常难以入选到晚会上，上不了电视。“希望书记也能给我们写条子！”为一些演员入选晚会而给“写条子”，对领导来说，似乎很难说是“闯红灯”，可张高丽不能。他“无情”地说：“写条子让演员上电视，这个条子我们不能写，有本事就自己上，优胜劣汰。”细细想想，倒也是，领导争先恐后为演员“写条子”、“走后门”，不是人为地破坏了竞争规则么？其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最近，看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有这样的规定：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要为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不为出版物作序。如有特殊情况，需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审批同意后才能安排。作出这样的规定，其所凸现的是这样一个道理：领导干部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职权。张高丽不给演员写“写条子”的“无情”这举，不也出于一辙吗？各级领导干部不妨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