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戊戌变法”110周年，大凡了解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人，对110周年前的那场百日维新运动多有知晓，对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变法人士亦耳熟能详。然而对上述这封旨在让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的电文，和领衔发电文之人的其人其事，知之者恐怕就不是很多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在极勉强的情势下终于见诸实施后，维新的君臣们天真地以为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旨一扫而光，崭新的君主立宪国家便可从古老腐败的帝国中脱胎而出了。岂料，顽固势力的反扑来得更为强烈，也更为残酷。八月初六那天，慈禧由颐和园返宫后，即将光绪幽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接着慈禧又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诏书，说是皇帝自己病了，特请皇太后垂帘训政，且已蒙皇太后允准。这样，帷幕初开的维新运动即以维新人士的杀的杀，囚的囚，免的免，逃的逃，而告烟消火灭。慈禧将光绪幽禁在瀛台后，欲废光绪的心思一直耿耿于怀，但慑于中外舆情，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等到第二年(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忍捺不住的慈禧在荣禄等人的策划下，终于跨出了废帝计划的第一步——立九岁的溥隽为皇储，这就是晚清的“己亥建储”一案。

 

    其实，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立溥隽为皇储之前，关于慈禧欲废帝的消息早已纷纷扬扬，及至立储诏书一出，各省拥护维新立宪的人士由戊戍政变光绪遭幽禁而积发的不满，更如火上加油。消息传到上海，有一人尤为悲愤难抑，此人乃时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事实上，十二月二十四日，经元善在得知慈禧欲立溥隽为皇储的消息后，曾密电洋务派骨干、时任电报局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请其上言挽回。岂料经元善旋得盛氏的复电仅一句话：“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经元善在得盛氏复电时已十分惶然，及闻立储之诏，慈禧第二步废帝的用心已昭然若揭，他的最大担心也终于亳不留情地得到了证实。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虽然经元善甚至连一木都算不上，但他已顾不了这么多。于是在联合了马裕藻、叶瀚、章炳麟、蔡元培、吴眺、唐才常、丁惠康、黄炎培等1231名旅沪维新人士和绅商后，十二月二十八日，经元善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了本文开头的这封电文。

 

    一住区区电报局的总办，既非一言九鼎的朝中重臣，亦不是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竟敢领衔发出如此妄干朝政的电文，作出如此捋虎须的行动，经元善倒底是何须人物？他又哪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略知经元善其人其事之一、二，答案或许不言自明。

 

    字莲珊，号剡溪聋叟的经元善，184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驿亭经家村。经家村大多以务农为主，但经元善的父亲经芳洲(经纬)却是个例外，他早年即旅居上海经商，且以在上海县城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诸多善举，有沪上著名的“经善人”之誉。相传清同治元年，太平军二次攻打上海城，一些未来得及逃避的妇女纷纷投清节堂避难，忠王李秀成也闻经芳洲之名，严令不许进扰清节堂。后来太平军进入浙江，经过上虞驿亭经家村时，听说是经善人的乡里，亦相戒不得惊扰。

 

    经元善不但自幼好学，其好善之举更胜于父亲经芳洲。17岁时经元善奉父命到上海学商，后以经营钱业闻名。光绪八、九年间，山西等地迭遭水、旱灾害，灾情惨重，经元善即带着父亲死后留下的五万多元钱从上海乘船北上天津，然而亲赴山西灾区散发赈款，救活灾民众多。此后几年鉴于各省灾害频繁，经元善便邀集江浙沪绅商，成立了“协赈公所”，筹募善款数百万，以救济灾民。当时的上海地方官把他的善行上报北京，经元善亦因此得到朝廷的奉旨嘉奖达十一次之多，朝廷还封了经元善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职。

 

    作为上海的钱业翘楚，经元善也是洋务运动的热心推动者和积极实践者。光绪六年，经元善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任“驻局专办”会董，其首创的公开招股集资方法，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立足和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中国早期电信业成长和发展，经元善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电信业始于光绪五年李鸿章从大沽海口炮台架设电线至天津，此后为筹办海防，保持南北洋消息的灵通，从光绪七年开始，李鸿章即筹划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信线路架设工程。此工程计程六千里，需花银四十余万两，原由官方投资，后因财力不足，从光绪八年三月份开始改为官督商办。李鸿章派盛宣怀南下筹款时，盛一到上海第一个找的就是经元善。经元善随即邀同谢家福、郑观应、王荣和等人凑集了三十五万两投入，确保了这一工程的兴建。鉴于经元善的行为和能力，不久李鸿章即任命经元善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光绪八年开始，经元善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达十八年之久，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上海电报局成为当时最成功的洋务企业，深受洋务派人士及中外绅商的瞩目。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起，北洋水师败于大东沟，卧病在床的经元善响应李鸿章“募义饷兴义兵”的号召，驰书各路旧友，疾呼“毁家纾难，合众志以成城，抵抗日本侵略”。马关条约签订，众多爱国之士痛心疾首，经元善的忧国之心倍炽。经友人赵凤昌的介绍，他认识了时旅居上海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常与康、梁交流时局，探讨强国之策。经元善虽赞同康、梁先从上层政治着手，实行立宪，开制度局，分办新政的主张，但更强调多办学堂以开通民智，尤其要先办女学堂。在他看来“有淑女而后有贤子，有贤子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可致国富强”，因此康、梁北上以后，经元善即与赵凤昌、何眉孙等联名呈请总理事务衙门，准在上海开办学堂。除了力佐何眉孙筹建上海南洋公学外，他自己还在上海高昌庙创办了经正书院。光绪二十四年经正书院改为经正女学，因此经元善不仅是近代沪上兴学的重要功臣，更成为开中国女学先河的鼻祖。

 

    作为一位以洋务实业立身，以赈灾兴学闻名的富绅，经元善尽管还挂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职，但充其量只是一个在野人士，照理在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杀的杀，囚的囚，免的免，逃的逃腥风血雨下，他大可以像无数其他富绅一样，虽心有戚戚但仍不妨做一个识时务顺潮流的聪明人。尤其在得知慈禧老佛爷蓄谋已久的为废光绪而立大阿哥的残酷事实后，他更可不必做出以卵击石的捋虎须行为，何况盛宣怀已明确告知过他“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而如果是这样，经元善就不是经元善了，在他看来赈灾救难、兴学开智固然为人生之善，然而当朝廷和权柄逆时代而动使国家和民族欲失曙光而返黑暗的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仗义谏言，虽一木粉碎而不惜，则更是人生的首善，大善。谁叫父亲给他取名叫经元善呢？！因此，经元善领衔发出这份电报，虽不乏尊王、保皇思想的作用，其更主要的动因和精神支撑，实是希望光绪有朝一日重掌皇权、再行新政，以实现国家的富强。

 

    且说电文到达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值班的章京唐文治一见大惊失色，即将电文呈给军机大臣王文韶阅看，王文韶一看黯然不语。正在此间，“己亥建储”的主要参与者、时任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的荣禄也到了，荣禄一看，怒声道：“这经元善是何等人，胆敢妄言干政，一定要把为首的杀几个，看他们怕不怕。”出生于浙江余杭的王文韶是经元善的旧识，亦是一个宽慈之人，见荣禄要兴大狱，他便假装糊涂道：“那经元善不是在办电报局吗？许是别人冒他的名，想免付电报费吧！”荣禄自然不甘罢休，第二天面奏慈禧时，荣禄依然坚持“经元善案一定要杀几个，以昭炯戒”。王文韶听罢双眉一皱，随即奏道“立大阿哥是天大的喜事啊！杀人忌讳，老佛爷原喜欢吉祥的，怕是不便吧！”慈禧见王文韶说得也有道理，便下旨“饬地方官拘捕监禁，以为儆戒。”

 

    朝廷缉拿经元善的消息传到上海，赵凤昌等友人力劝经元善到澳门避避风头。之所以选择澳门，一是澳门时属葡萄牙，二是澳门支持光绪的保皇势力较大。于是经元善当晚即乘船赴澳门避难。得知经元善到了澳门，清政府即向澳葡总督交涉，说经元善是政治犯，要求引渡。澳葡当局遂将经元善囚禁于大炮台，但拒绝引渡政治犯。清政府旋又指控经元善是“拐款逃走”的刑事犯，并派“证人”到澳门对质，要求作刑事犯罪引渡。澳门保皇会会长何廷光等花重金全力救援，众多港、沪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声援。鉴于中外舆论压力，不久澳葡当局正式照会清政府，经元善拐款逃走之刑事指控不实，乃政治犯，给予政治避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兴起，慈禧仓皇逃出紫禁城，溥隽被逐，荣禄等人获罪，经元善亦于第二年由杨缵泰等保出，被澳葡当局释放回到上海。此时的经元善虽刚届花甲，但已神老体衰，两耳失聪，一目失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63岁的经元善病死上海家中。

 

    在风起云涌的晚清历史舞台上，“己亥建储”一案端的只是一片污浊的黑云。然而，当黑云笼城之际，敢于振脊而起为争得一份光明而抗争而奋斗，无疑是人生的大善。善哉！经元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