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在当了一年的永嘉太守后，便“称疾去职”，隐居在其父祖世居的上虞南乡（始宁县），占湖为田，大兴土木，扩建谢家祖传的庄园——始宁墅。

始宁墅包括“南山”、“北山”。南山谓南居，北山称北居。《（山居赋）并序注》载，“南山三苑，北山二园。”“南山是开创卜居之处也……余祖车骑，建大功淮淝……经始山川，实基于此。”谢灵运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谢玄为会稽内史时，于此立楼居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始宁墅的南居。

北居。《赋·注》云：“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亦谓东西有山，便是四水之里也。抱含吸吐，谓中央复有川。”“近北则两巫结湖，两溪通沼……大、小巫湖，中隔一山……两溪皆长溪，里溪漫石数里。……”所指的就是现今上虞章镇姜山附近的一大片地域。久立了一千五百年的地域变易当然很大，但阴潭江、下管江、张溪江，与曹娥江汇流合一的“四水之里”仍无大变。而山上山下所住居的居民，至今仍为谢姓。

谢灵运在隐居始宁墅伊始，便尽文章之美，写下名播天下的《山居赋》。之后，这个始宁庄园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一时间，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墅中了。那时，他与族弟、文学家谢惠连常在墅中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其后，又有他的族侄谢脁，以五言山水风景诗风光于始宁墅。此后，始宁墅便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

在这叔侄三人中间，除谢惠连外，谢灵运与谢脁的命运极其相似，先后被政治旋涡旋入了涡底再也出不来。于是，“始宁墅”也同样进入了它的悲哀期。

谢灵运的“文章之美，其时江南无人可及”，每出一诗，“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名动京师。”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纳有二。其一，是旅游使他有条件创作出大量的五言山水诗。古人云：“龙门（司马迁）足遍天下，乃能作《史记》；子瞻（苏轼）海外之文益奇。善游者以游为学也。”司马迁青年时代的旅游调查，大大帮助了他的《史记》写作；苏东坡在海南的生活，为他提供许多动人的素材。同样，旅游使谢灵运有条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名人。其二，是使谢灵运突然与始宁墅一起变得文采斐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当时的三位文学大师为其作了高品位的文化垫基。这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谢灵运与陶渊明、与佛学宗师慧远、道学宗师陆修静凑到了一块。于是，谢灵运便很快由一个诗人提升为五言山水诗的鼻祖地位。这个原因是否成立？笔者却引一段“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结盟结社的虚假故事，来证明高层次文化知音聚会所起的传媒作用以及传媒带给谢灵运名声大震的奇特效因。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慧远和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俩同时又都是当时的文学大师。其时，陶渊明和谢灵运都先后来到庐山，四个人不但结盟还结社，于是庐山也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由此，谢灵运的身价也就“张华重生，不能易也。”

其实这都是人们迷于文化名人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想像着他们在一起的各种丰富而精彩的情景。因为是想像，所以有些所谓的“真传”，精采有余，真实不足。比如，陶渊明虽然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很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应该是并不深厚；又比如谢灵运与慧远交往的故事亦编得有声有色，但，其时慧远巳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属忘年之交，令人感动，然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可是，这些文传，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再比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有“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的文字记载，这样，当然更使后人信以为真。但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谢灵运才6岁。如此等等传说，谢灵运似乎都在其中有所份，这就自然助长了谢灵运文学地位的疯涨。

从这些故事看中国古代文人，其实可以看出他们的孤独并不属于一种脾性，而纯属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始宁墅巳为我们作了证明。当时，谢灵运虽自称隐士隐居于始宁墅，但他骨子里却很愿意有三二个在文化层次上比他高出许多的朋友交往相聚。于是他跑到了庐山，在那里与大文豪们发出阵阵朗笑。这些笑声经文人们的添油加醋后，不胫而走，始宁墅也就笑声不断了。如此之后，这座江南的大庄园也就成了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地。于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来了；王安石、黄庭坚、苏轼来了；陆游、任希夷、李清照来了；乃至南宋的逃命皇帝赵构也来了……就是连朱熹和徐渭也都先后来到曹娥江边的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塾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始宁墅实在成了当时中国文人心中的一块“山水诗碑”。直到一千五百九十几年的今天，如我之辈，仍仿着历代寻踪者的模样，悠步在这广阔的始宁墅遗园里，仍有着一种始临歌境、句境和别有一番山水情韵的意境感慨呢。

谢灵运因诗才而出名，亦因诗才而祸身。始宁墅因谢灵运而生辉，亦因谢灵运“弃市”而破败。这是一个令人沉思而又不解的轶事：谢灵运出身门第高贵，加上才名远播，官运不算不亨通，怀才不算不遇。元嘉三年，文帝轻轻一诏，他便喜形于色，踌躇满志。他不顾妻儿的苦苦挽留，弃始宁墅而扬长远去，著马快鞭日夜兼程来到京城，乐滋滋地接受了皇上封赐于他的“秘书监”之职。随后，他虽官至太子左卫率、侍中等皇帝的近侍官，南朝宋时两代皇帝对他都很赏识，“日夕引见，赏遇甚厚。”但他又总感到官位与自己的门第才名不相称，老是嫌官小。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因求而不得，故愤愤不得志。于是便不满意朝廷只以文人的名义来优厚他，而几次三番要求掌握“参时政”的实权。他把诗才当政才，把门弟和名位当作谋取高官厚禄的筹码，这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尼采说：“当讨厌的东西你无法摆脱它，而被迫承认和接受了它的时候，那么说明你巳经堕落了。”谢灵运的“弃市”之祸，便是这“讨厌的东西”所导致的。因为是“堕落”了，所以谢灵运当官不做事，我行我素，放荡不止，游山玩水，驱公役，穿池植援，种竹树堇，无复期度，结果多次引发了始宁的水害。“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可他负了，因此最终还是负了自己。他驱使门生数百，凿山浚湖，伐木开径，骚扰乡民，惊动州县，把一个山水诗人的令名，文人的风雅抛掷殆尽；其次，他又把宋太祖对其文才的某种偏爱，当作保护伞，恃才傲物，恃势作威。这些都是他致命的弱点。

“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这是谢灵运临终诗中的一节。我刚一展卷，一股悲风便从一千五百多年前迎面吹来，使我顿生陆机遭谗被杀前所想“华亭鹤唳”的那种凄怆来。

谢灵运与谢脁，叔侄俩，都是南朝宋的文化名人，属谢安的玄孙辈，因世居上虞，故人称《上虞叔侄诗人》和《大谢与小谢》。

谢灵运以山水诗饮誉，谢脁即以“悲苦音”重名。然而，一个死于“玩世”，一个诛于“畏祸”。究其命运之根本，都是被一个“恩”字所套。

谢灵运，如此一位大名鼎鼎的山水诗人，为何到头来竟被获罪杀了头呢？以笔者浅识，以为有三条主因构成了他的杀头之罪。其一，是以名谋官的陈腐观念害了他。他对当时名位不及他的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受重用而怀“意不平”，因此就放荡行止，对南朝宋的一切抱消极对抗态度。其二，是在于他的“其位不谋政”。他在永嘉太守任上，肆意游玩，遍历诸县，民间听讼，一概政务，均置之度外。在当京官时，出城郭游玩，一出就是十天半月，既无事前请假，也无事后“表闻”，因此遭众人弹劾。其三，私欲膨胀，导致民愤四起。他为了扩筑祖宅“始宁墅”，竟霸占民有水物之利的两个湖泊为己有，并填湖为田，造宅或出租，收取厚利。综观他的一生，可谓是永不满足地追求名利享乐，以致使得这种贪婪的欲望不断激发，简直达到了极度奢侈的病态状况以及难以制约的疯狂程度。物极必反吗，他最终被杀是必然之果。

谢脁本为一介寒士，何以能进入中央政权担任要职呢？原来靠的是与“母为女巫”的王敬则联姻。但不幸的，小谢步入仕途，正逢乱世之时。齐明帝萧鸾废侄自立之后，便开始诛杀宗室、大臣。王敬则是位辅佐齐高帝开国有功之大臣，当在鸾的诛杀之中。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谢脁为鸾所用，并执掌的是中书诏诰重职。敬则在发难之先，曾遣子与谢脁联络，但脁惧怕明帝，思之久，竟举发了自己岳丈。事后，明帝封他为吏部尚书郎。“脁上表三让，实畏祸及己身也。”再往后，江袥兄弟的废立之谋起（废明帝所立之东昏候宝卷，另立明帝之侄遥光），谢脁拒不参与，却又举发“废立密谋”事。最终还是被萧遥光诬陷，下狱死。史称“脁自以受恩高宗。”为此，后人在这“受恩”二字上。做了许多文章。而文章的要害，则以“叔侄”相比。曰：谢灵运，昔亦为宋武、宋文二帝所任用，却不以为这种“受恩”而感戴；谢脁之得官吏部尚书郎，本来“人地之美，无忝此职”，却是缘于告发岳丈，明帝特加赏拔。若论此“恩”，便是明帝不但不以姻亲而行诛连，反予破格宠任。因此便有了明张溥的一段评述：“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谢脁曾任宣城太守，故有此称）死于畏祸，天下疑其反复，即与吕布、许攸同类而共笑也。”（《汉魏六朝三家集题辞》）我以为，明张溥将脁比作反复小人，未免太刻薄了点。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如此的一个“恩”字套在脁的脖子上，他还能如叔叔那样独立不羁，行己任怀吗？不过，谢脁的这种“畏祸”思想及其做法，实际上巳承受着“立世”的失衡之害。正像一个仰面唾天的人，这口痰必然会以铁一般的严格落在自己的脸上。它会让他自动喝下自己倾倒的污染物，让他掉进自己挖的陷井中。

唐李白有诗云：“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很显然，谢脁的诗文悲苦音很重。这里我不妨引谢脁《酬德赋》中的几句，供读者品评。“牵弱葛之蔓延，寄陵风于松杞；指曲蓬之直达，固有凭于原枲”。谢脁以葛、蓬自比，以松、枲指挚友沈约。这就不难看清楚谢脁当时的一种心态了。他何尝不想如郁郁葱葱、蓬勃茁壮的松那样，活出一个令人羡慕的气势来呢？但他不能。为何不能？请再读一读他的名句，便会明白其中的原委了。句云：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风烟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有人曾责怪他为何不早早引退而保全身？这可说得轻巧，在那封建社会里，退也须有糊口之资，隐也须有茅舍薄田，若一切生计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又当如何退呢？对此，谢脁自有留言在：“离宠辱于毁誉，去天伐于腥膻”、“齐天地于倏忽，安事人间之纡婞哉！”

我不才就无高论评说谢脁，权却还能够移借王船山的一段平静之论，为谢脁做个结论，看读者能同意否？

王船山论曰：“士之处乱世遇乱人也难矣。若脁者，非有位望之隆足为重轻、干略之长可谋成败者也，徒以词翰之美见推流辈而巳。而不轨以徼幸者，必引与偕而不相释，夫脁亦岂幸有此哉？无端苦以相加，而进有叛主之逆，退有负亲戚卖友朋之憾”，“诚哉其可悲乎！”

谢灵运与谢脁都十分悲哀地死在了封建中国的政治旋涡之中。由于他们的先后一死，他们的“风雅之声”和“悲苦之音”才彻底的断绝了。由此，始宁墅的文明局面，也就此而告退。

谢氏与始宁墅的飞黄腾达和匆匆悲苦结局，成了后世之人不断反省与追问的历史教材，有人啼血赞颂谢诗的传世之美，也有人飞沫痛骂始宁墅的“玩世与畏祸”之败，总难取得一个公认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