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林
峰山是上虞的一座古佛山，山上有个峰山道场，赫然地站立在唐宋之间的史页上，高举着中日佛缘奇情的名字，让天下仰视。
峰山就此出了名。上虞人自唐以来便就格外珍爱这座山，离乡的游子尤其怀恋此山，喜欢对外面的人说起峰山，说起大唐的顺晓大师，说起日本国高僧最澄。有东南亚各国的友人来，也总说：有了峰山，就有了日本佛教的密法；有了峰山，才有了日本延历寺的密宗道场；还有说峰山是日本国佛教文化的一个源……
以我浅见，这座峰山就是一堆中国密宗初始的佛文化，也是一座日本东密的基墩，以其很古很古的光晕辉煌着这块虞舜遗地，存证着佛的历史的华彩。但历史留给峰山的佛文化遗迹并不多。顺晓大师来，修建了一个善无畏大师所创的密宗道场，涂上了以身、口、意“三密相应”和“即身成佛”的密宗色彩、标记，吸引了求佛心切的日本国高僧最澄的拜临。但不久他们相继都走了。顺晓大师走了以后，峰山就荒了；最澄大师走了，峰山之佛理也就随着他到了日本琵琶湖睿山延历寺。在以后的一千一百多年里，就剩下顺晓、最澄们带不走的几处佛迹，艰难地守望着峰山中珍稀的大唐佛国的文明。
峰山是最澄拜顺晓为师受密宗的圣地。按照虞舜子民的思维习惯来推理历史：没有这座峰山，顺晓就没有传递的场地，而没有顺晓来担当最澄的师传，那么最澄就没有在延历寺设灌顶坛传密宗的机缘，也就不可能有他的“圆密一致”的在日本佛教界享誉“理论最完善、最精深”的东密门派；就他本人来说，更不可能被日本后期衍生的佛界各门派奉为初祖，尊为圣人。若不是如此，一千一百多年来的日本佛教历史也就必然是别的一个面貌……如此想象，这峰山，这峰山道场果真是承载着大半部中国大唐佛教史和日本国佛教历史的一丘圣地了，是一个东方密宗的根基了！
其实，峰山并不高大，海拔只那么４０３米，东西长２３０米，南北宽１８０米的孤立在曹娥江畔的一个“小丘”，因四周几十里无山，因此也就算座山了。若与天台山、普陀山相比，真可谓是一粒芝麻。最初也就是在唐贞元廿年（公元８０４年）之前，中国密宗第三代祖师顺晓和尚南下选择了这座小山设道场修研并弘扬密宗。此后，才在这里生出了一段中日的佛缘奇情。那是公元８０４年的事，有一位已经出家２４年的日本和尚最澄，因崇唐佛而请求天皇批准他随第１２次遣唐正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求佛取经。当他乘坐的第二船队由日本博多启航后，乘风破浪直抵明州来远门（今宁波江夏公司），向明州泊务司报了一个到后，便当即入宁波的景福律寺学法，没多久，又赴台州临海，在天台山的佛胧寺学“天台止观”和“法华文句”等教义。半年后，最澄学满赴明州交验信印，准备回国。但因遣唐正使仍在长安办事，明州刺史郑审则念他是位学佛的诚笃之人，便又介绍他去了越州（今绍兴）龙兴寺学密宗。但他只偈陀之省１４天，便就悉闻密宗第三代传人正在上虞曹娥江畔的峰山修研密宗，其道风为江南佛寺首长。他的参禅静修功夫，每一昼夜，坐禅十四支香，即相当于十四个小时左右。冬季时间更长，从早晨四点闻梆起床，到晚上十一点，除吃饭和短息外，一直在禅堂里打坐参禅。每年冬季，连续八十多天“打禅七”……。于是最澄便就来到了峰山，拜顺晓高僧为师，受金刚界和胎藏两界灌顶，后顺晓又授曼荼罗和印信经书１０２部（１１５卷），遂求法成功，使成为密宗佛法的第四代传人。从此，这个小小的道场便与日本大大的佛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从此，最澄法师在中国恒流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就得到了永生。
最澄终于要回日本去了，明州刺史对他的笃佛诚学精神感动不已，于是在临别时挥毫诗赠。诗曰：“万里求法，视险若夷，不惜艰苦，神力保护。……穷智者之法门，探灌顶之神秘……”为这位日本国的求佛取经英雄在大唐诗国里排下了崇高的位置。千百年来，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解读着最澄来唐求佛的丰富而又多义的深厚内涵。
最澄回国后，顺晓大师不久也离开了上虞，这峰山就寂寞了，此后一千多年里，虽有一些关心顺晓或最澄的后人来峰山勘察考证，但除了几间破败的殿宇和山顶东侧崖壁上的一尊佛胸像外，别无佛迹遗存。因此，也就无法确认峰山就是顺晓扬佛最澄受法的所在。但那时峰山上的几条石径，其间所点缀着的几组黑色小块石似影映着细细的波纹，这境界充满了传统的日本禅意；再观那尊石壁上的佛胸像，虽因年代的久远或后来人为的破坏，已难显她的本来面貌，但究其画笔线条的刻划，又暗藏着几分日本传统画派的笔韵。因此有人考证说，这佛胸像是最澄在日本创立密宗后，念师心苦，再次渡海寻师，但峰山上已不见师傅影踪，于是他便在这山壁上雕塑了师傅的胸像，愿师傅与山与自然并存。我于是明白，那是最澄大师的一种献身的目标，是我们称之为理想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因为永远的虚无而呈现永远的美丽。
胸像是不是顺晓大师的面庞，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那浓浓的寿眉下深藏着一双聪慧的眼睛，里面溢着智睿的光芒。仰望她，你会觉得，在这世间，圣洁和珍贵，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我终于发现了最澄大师的精神已经接近我们关于生命永恒的思考极限了，那是一种多么静默多么高贵的生亡境界啊！
一千多年漫漫岁月，使之峰山道场周遭都长满了荆棘，散集了些农户。直到建国后，浙江省旅游局组团赴日考察，其中的何思源先生竟传奇般地在延历寺里发现了一千多年前明州刺史郑审则在送别最澄法师时所赠的那首诗稿原迹。回国后，省旅游局便组织了有关宗教旅游专家，汇同上虞市旅游部门，从查阅古水利学、密宗史和地方史志等入手，在绍兴、上虞展开拉网式勘察，才得出了上虞百官镇梁巷村的那座峰山，就是当年最澄受密法灌顶的所在。日本天台宗宗务厅在日本国佛教界专家反复验证后对这个考察结论得以认可。
这段中日千古佛文化的结缘之地被确证后，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天台宗宗报《比睿山时报》、《中外日报》、《京都新闻》等各大报纸都连篇累牍作整版或通栏标题报道，成为轰动日本佛教界的一大盛事。接着，日本天台宗宗典编辑所所长野本觉成先生又数次率考察摄制组来上虞峰山道场考察朝拜；到了公元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４日，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召开各教区专门会议，最后认可了“最澄大师上虞峰山道场灌顶受法”的这一考勘结论。为此，日本天台宗总座主渡边惠进先生即兴题写“传教大师最澄峰山受法灵迹碑”碑词，往峰山。这个具有中日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是继“佛缘”后的又一个中日文化大缘，实在得感谢延历寺收藏唐迹之功和浙江省旅游局同志的发掘之劳。
如今，上虞市有关部门已着手修复峰山道场，其整个设想，不是照老样子恢复一座古道场，而是融汇现代科学技术，来改造传统的道场格局，提出并正在实施着一个具备“宗教朝圣、文物考古、旅游观光、休闲养心”为一体的富于独创性的修复方案。有的项目正在施工之中，有的如“最澄受法灵迹碑”等，已新建完工。可见上虞的今人对于佛法的悟性很高，又有深刻洞悉世俗的水平。
我非佛门弟子，以我凡夫俗子的襟怀来忖度，修复宗教场所，不光是在于泥菩萨金佛像，也不是经文念诵荐亡送灵。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升华，是作为人的心理本体的一种依托，用以抵拒世俗社会的全部诱惑和邪恶。它扎根于人性最深的渴念中，将人引向慈善德性的一种具体践行。因此，峰山道场的这个修复案，是与佛教“密宗”的“三密相应”理论是相一致的。修复峰山道场，其实是修复上虞人知晓自己故乡的这段被遗亡了千年的历史。一个人不知历史，一个上虞人不知上虞的地方历史，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