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月初，因陕西方面的邀请，我赴宝鸡扶风法门寺参加了朱庆澜业绩座谈会和纪念馆开馆暨铜像揭幕仪式。有好多朋友问：朱庆澜是绍兴人，陕西人为什么这么隆重地纪念他？其中是有些因缘。

1928年至1930年陕西连续３年大旱，仅1929年统计，全省灾民656万余人，因灾死亡250余万，为救燃眉之急，已经下野的朱庆澜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名义，动员各地“三元钱救一命”，他亲赴陕西视察，又去东北，募集钱币百万元，粮食１６万担，并亲自率众押车解运灾粮由沈阳经华北至西安。他请冯玉祥让出军营三百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设教养院，收灾童数百，同时兴办农场，发展生产。１９３８年，华北、东北因日寇大举侵略，灾民大量流入陕西，朱庆澜亲自主持创办了著名的陕西黄龙山垦区，以垦代赈，安置灾民五万人，垦田２３万亩。他在陕西十余年间，拯救灾民，兴办教育，保护文物古迹，拓荒垦植，奔走呼号，终因积劳成疾，咯血不治，于１９４１年病逝，葬于终南山东韦村，长眠于三秦大地，终年６７岁。当时陕西省奉命下半旗致哀，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追悼大会，冯玉祥还曾写下《哭朱将军》的悼文：“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

朱庆澜在法门寺历史文化保护进程中是当代一位先驱。自清初顺治年间法门寺修葺后，到上世纪初三百年间，法门寺已经破旧不堪。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庆澜来到法门寺，眼前一片凄凉情景。“现存寺宇，破坏几尽……回忆隋唐盛况，能不令人怆然？”朱庆澜为重修法门寺开展广泛的义赈活动，朱庆澜在救助灾民、收养灾童的繁重行程中募捐经费，１９３７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正式动工，这是１６０９年法门寺塔建成后３３０年第一次大规模整修。除真身宝塔之外，修缮工程还兼及法门寺大殿、山门、道路等项，为了妥善安全保管文物，朱庆澜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以便相互监督和制约。朱庆澜组织力量，先后从塔上清理出６８尊明代铜佛造像和一些石刻佛像，在对这些佛像进行了称重、量高、背文、标志等等之后，均进行了造册登记。修塔人员还相继发现了红白珊瑚宝石、琥珀、红玛瑙、水晶珠、珍珠、骨圆珠和铜莲座、铜宝塔等极为名贵的宝物。面对诸多宝物，朱庆澜的处理策略是“原塔封存”，避免了散失掉和被盗的可能。同时，在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将“塔体倾斜，下层已多剥落，中多裂缝，全体雕残”的法门寺塔修复一新，并使塔下唐代地宫秘密保存，不被人知，未曾扰动。１９８７年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发现唐代佛像装于铁皮盒中，盒右方竖刻“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左方竖刻“武威童幼所长方炎率四百十三名灾童敬献”字样。据当事人回忆，维修时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依朱庆澜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此即后来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唐代地宫、佛祖释迦牟尼四枚指骨舍利、大唐王朝数千件供佛珍宝的现世，之所以能完整与朱庆澜的修葺保护密不可分。朱庆澜还同时修复了法门寺内铜佛殿、钟鼓楼和大雄宝殿，从河南请来高僧良卿法师，使寺院得以完整过渡到全国解放。

再往回说，朱庆澜在广东省省长任上，惩治腐败官吏、抑制不良风气也毫不手软。朱庆澜为官清廉，一向对属下要求极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亲信背着他大肆卖官鬻爵。当接到匿名举报信后，朱庆澜非常重视，并登报要求举报者将“卖缺底蕴详悉具告”，同时声称“鄙人一无所他人，惟岳武穆所谓‘不爱钱’三字，差堪自信”。在朱庆澜的亲自过问下，其亲信邓宗瀛很快伏法。朱衣澜憎恶贪官污吏，更对官官相互护切齿痛恨。在粤期间，他亲自过问究办，尤其是在处理亲信邓宗瀛主谋卖官鬻爵案中，铁面无私，嫉恶如仇，不护短，不徇私，不姑息，不偏袒，办案公正，执法如山，因此，广东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省内官吏更是暗自惊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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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朱庆澜为辛亥老人，民国政要，虽历任高官，但不治家产，廉洁自持，秉性淡泊，救济穷困，无所吝惜，深得世人敬重。在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国为民的好官能吏，对我们当下的意义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