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古城卧龙山上，曾有不少名泉，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清白泉。它与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并因他在宝元二年(1039)所撰的一篇《清白堂记》而永载史册。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少孤贫，力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范仲淹不但具有政治、军事才干，而且工于诗词散文，其《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引用，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他在越州所写的另一篇佳作——《清白堂记》。

范仲淹处于北宋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的时代。他出仕以后，力主改革时弊，又以敢言出名，因此受到保守派官僚的排挤打击，先后四次遭到贬黜。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为秘阁校理。后出知睦州，徙苏州。景佑二年(1035)，知开封府。次年，被贬知饶州，又徙润州。宝元元年(1038)，知越州。康定元年(1040)，被召为天章阁侍制、知永兴军，后改任陕西都转运使，进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镇延州。庆历三年(1043)，召拜枢密副使、参政知事。庆历五年，复被指为朋党，出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柘四年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清白堂记》系他在越州知州任上所写。

北宋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刚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范仲淹(989—1057)从润州(今江苏镇江)知州任上徙职越州(今绍兴)。二年前，他以吏部员外郎兼开封知州的身份上书讥切时政，批评宰相吕夷简，被诬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遭到贬斥，被一徙再徙。在徙润州途中，又遇爱妻病故，被迫将妻子李氏的灵柩停放在瓜州寺中。在给兄弟的信中，他大发悲愤的感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凄楚心境中，范仲淹以放逐之身来到越州。他明知自己仕途未卜，在越地不会久留，但仍将个人的恩怨抛在一边，全身心地投人了政事。

范仲淹深知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育，因而对越地重视读书的民风民俗甚为赞赏。上任伊始即风尘仆仆地赶到新昌，拜会著名的大学者石待旦(985～1042)称石城先生而不名，并力邀他担任新创立的稽山书院山长。石氏为新昌豪族，仅北宋朝登进士第者就达27人。石待旦的五个儿子个个头角峥嵘。石待旦出任山长后，“四方受业者甚众”，连范太守本人也以弟子的身份，认认真真地到书院听讲。范还请了声望很高的李觏（北宋著名学者、思想家、范的好友）从千里之外到越州来讲学。

康定年间，越州百姓生活困顿，范仲淹体恤孤寡病弱，采取种种措施周济贫民。到任不久，越州户曹(掌管户籍、赋税、土地、财政的官)孙居中病死。孙为官清廉，家贫子幼，家人无力办理丧事。范仲淹知道后便拿出自己的俸禄，先给孙居中料理了后事，又给他的家属雇了一条大船，派了一名年老可靠的衙吏，护送孙居中的灵柩和一家老幼回原籍。临行前，范仲淹考虑到路上的安全，便写了一首诗，交给孙居中的家属。诗曰：“十口相携泛巨州，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为解决百姓饮水的困难，范下令在卧龙山蓬莱阁西之凉堂西岩下发掘废井，得泉甘而色白，夏如咀轻冰，冬如得阳春，范感泉清白之德义，特命之为清白泉。今泉址尚在。范仲淹一向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痛恨吏治的腐败。欧阳修在神道碑铭中称颂其“少有大节，其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在任枢密副知和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时裁冗员，选贤能，减徭役，厚农桑，修武备，被称为“庆历新政。”他的老师杜衍乃会稽人，也是著名的清白副宰相，其时正遭人诬陷，说他卖官肥私，使其名声受损，并牵连到他的学生。凡此种种都使范仲淹对“清白”两字感慨不已，因而索性将其住的官衙名之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并作《会稽清白堂记》一篇以抒胸意。此文写于宋康定元年，比名扬天下的《岳阳楼记》早5年，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初露端倪，如提出清白为官师之规等。

范仲淹的文章大都富于政治和道德内容，《清白堂记》也是如此。作者在文章的下半部中说，根据事物变化的现象观察，当初井源闭塞，井水混浊泥泞而不能饮用，这是未加治理的缘故；而最终井道大成，取用不必以盖，则是疏导的功绩。从中体现出范仲淹的为政思想。

接着，文章又据《易经》发挥，认为井德之地，在于“所守不迁”；井泉之义，在于“所施不私”；圣人画井之象，在于“明君子之道”。由于爱此泉“清白而有德义”，可以为“官师之规”，范仲淹就更名“凉堂”为“清白堂”，又在堂侧构筑一亭；名“清白亭”。文章最后寄望：“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范仲淹知越州约一年半，时间虽短却颇有政绩。越州百姓感念其清白德义，曾建“希范亭”于卧龙山，又建“百代师表”坊于府治前，以为纪念。自宋以降，清白泉和清白堂作为一处有深刻教育和儆戒意义的设施，在绍兴府衙中曾得以长期保留。

    现卧龙山清白亭系2006年重建，亭上悬：“清白匾额”系范仲淹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