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从事过三种主要的社会职业：教师、作家与公务员。对前两种职业及其业绩，人们谈论得比较多，评价也一直很高，而对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公务员生涯，却鲜有人关注，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鲁迅一生中不值一提的暗

淡与消沉时期，从年龄段看，此时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尤其是作为只在人间活了56年的鲁迅来说，从32岁至45岁正当人生的盛年，差不多占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时光，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公务员的鲁迅是如何度过这一段时期的？

后来为什么又辞职“下海”？象鲁迅这样廉洁公正而又富有才干的中年官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升迁？对于后人（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国家公务员）来说，这些都是值得很好探索和研究的历史课题。

正如1898年鲁迅18岁那年因不愿学做幕友和商人，被迫离乡背井去南京求学那样，1912年，32岁的鲁迅离开“越中棘地”，去南京求职也出于迫不得已。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党人的他曾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这场革命的到来，他在故乡积极参加并主持庆祝杭州光复的集会，组织师生上街宣传革命，率绍兴各界群众欢迎革命军进驻。11月，他被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但不久鲁迅就敏锐地察觉到，政权尽管换了旗号，但“骨子是依旧的”。尤其是当他在《越铎日报》揭露和批判了王金发与反革命势力妥协的事情后，与这位“绿林大王”的矛盾日益尖锐，对方不但掐断了山会师范的办学经费，又放出空气要用武力来对付他时，更促使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起初他想去上海的书店当编辑，曾经译了一篇文章去应试，正巧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许寿裳的推荐下，叫他去南京教育部做事，正如他在和好友范爱农商量此事时，范所说的那样：“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鲁迅说：“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1912年2月底，鲁迅怀着对绍兴光复后局面的不满与失望，再度来到南京，担任教育部的部员，开始了他的公务员生涯。

革命后的临时政权的所在地南京依然是暮气沉沉，看不出有什么新局面。许多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阵营，一跃而为新贵，他们攀折革命的花木，采摘革命的果实，如鲁迅所说，这块刚刚挂起来的“民国”招牌，不等到涂饰的新漆脱落，它的旧相就显露出来了。真正的革命志士反而遭到了猜忌和暗害。和鲁迅关系密切，并且一直为他所尊敬的革命家、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焕卿，在鲁迅到南京前不久，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派人杀害了。

当时的所谓南京政府教育部，除总长与次长外，连会计在内不过几个人，而且没有房子，后经蔡元培多方奔走，才在江苏都督府内务司的楼上借到几间空屋，比鲁迅先到的许寿裳，整日草拟各种规章制度，忙得不可开交。

鲁迅到南京后，白天与许寿裳同桌办公，晚上联席共话，为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竭尽全力地进行各种筹划。有史料证明：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中，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讲；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庞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公余他和许寿裳一起到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去借阅图书。那里藏书丰富，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鲁迅在那里借得了一部《沈下贤集》（沈下贤名沈亚之，吴兴人，李贺曾称他为“吴兴才人”）从中抄录了《湘中怨辞》、《异梦录》等传奇故事，后来都编入了《唐宋传奇集》。是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做了大总统，四月五日，鲁迅到南京还不到两个月。南京的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五月的北京正是初夏，在一个黄土遮天，风沙扑面，令人烦闷的里子里，鲁迅来到了北京，到京后立即住进了“山会邑馆”（当年又改名为绍兴县馆），于灯下写下了新生活的第一篇日记：

五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

次日坐骡车赴民国政府教育部报到，在社会教育司任职。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公务员生涯，时年31足岁。《鲁迅日记》亦由此时展开，一连写了24年，除1922年的日记散失仅存片段抄件外，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于1959年正式出版。成为研究民国至抗战前夕中国社会的宝贵史料。

北京教育部的地址在西单南面，西邻参政胡同，北靠手帕胡同，与鲁迅所寓的绍兴县馆相距甚远。而这时的北京城里尚无公共汽车，鲁迅每天都是从阜城门外的绍兴县馆坐人力车（绍兴叫黄包车）去教育部上班，而且非常准时，沿路商店都把他车辆的经过当作自鸣钟看待。

教育部的办公场所，原是清朝学部的衙门，南京时期的教育部只有几个人，北京时期的教育部不仅保留了清朝学部的大量人员，而且也保留了它极为腐败的官僚作风。以范源濂为首的守旧派和与蔡元培为代表的革新派展开了争权夺势的斗争。范源濂在清末学部中曾任参事官，以他为首的旧派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迫使新派处于劣势地位。不久，蔡元培被迫下台。

当时教育部有一个参事室，一个承政厅和三个教育司。三个教育司是：普通教育司（管理中小学教育）、专门教育司（管理大专教育）与社会教育司。鲁迅分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初时没有明确职务，1912年7月，被任命为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经总统钦定），同年8月，又被任命为第二科科长。后来，负责掌管“宗教礼俗”的第一科划归内务部后，由鲁迅任科长的原第二科也就成了第一科，业务范围包括：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美术院及美术展览会事项；文艺、音乐、演（戏）剧等事项；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因此，鲁迅任科长的第一科实际上成了全国文化艺术和文物方面的最高领导机构。鲁迅对植物、图书、美术和文物都有相当的研究，蔡元培选择鲁迅来担任这一工作，说明蔡元培对鲁迅的信任与了解，只可惜蔡元培在位的时间不长。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北京教育部一直处于混乱状态，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两个部门老发生撞车。总长、次长的更换如同走马灯一样，鲁迅在教育部的十四年中，先后换过38个（次）总长、24个（次）次长，在这种环境下，他每天除了签到之外，几乎无事可做。鲁迅在谈到这种生活时，曾讽刺地说：这叫做“学做官”。对于这样的生活，他是十分不满的。当人们在办公室里闲谈或下棋时，他总是顾自己看书或抄书。在这“官场”里，无谓的应酬是很多的，有人来找他谋事，有人来向他借钱，还有人来托他为自己的母亲或什么人的“节烈”事迹请求“旌表”等等。对于这一类“客人”，鲁迅实在很不欢迎，往往在相对枯坐以后，便问来客：“还有什么事吗？”如果对方没有什么话好讲了，鲁迅就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我要办点事了。”说完，立刻就动手收拾桌子，做他预定做的工作。

民初，袁世凯政权下的政治空气十分低沉，其手下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继承了明朝东厂的传统，被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了逃避耳目，许多官员不是嫖赌蓄妾，就是玩古董书画，或者以打麻将混日子。在这种情势下，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鲁迅却连“挖花”都不会，只好抄点古碑，表示对世务不闻不问，此种消极方式，可以避免当局的注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利用职权的便利，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他主持筹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受命主持设计国徽；为发展当时的国家图书院——京师图书馆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与同在教育部工作的许寿裳拟定了中国第一套注音字母方案，1918年底，经教育部颁布，广泛使用。他还具体筹办了第一个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展通俗教育。

1912年6月，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鲁迅担任了“夏期美术讲习会”的讲师，讲题为《美术略论》，地点在教育部大礼堂。蔡元培下台后，鲁迅“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愤慨地说：“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鲁迅不但继续前往讲演，而且在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1916年7月，范源濂第二次任教育总长，提出要“祭孔读经”，鲁迅、许寿裳等6位浙江籍同事，联名写信给范源濂，表示坚决反对。而且一式二份，一份给范源濂，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给大家阅看，使其成为一封公开信。1915年，为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教育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遭到鲁迅的抵制，甚至在帝制复辟后还无视袁系次长的督办，很快，上头就免去了他的小说股主任的兼职。1917年7月，封建军阀张勋，拥清代废帝宣统复辟，鲁迅立即宣布辞去教育部职务，以示抗议，直至张勋复辟失败，才重至教育部上班。

由于鲁迅爱憎分明，敢说敢为，又生性耿直，不会拍马奉承，自然很难得到上司的欢心，他在教育部工作多年，属于资深官员，又有不凡的政绩，却始终得不到升迁，而且两次面临被炒鱿鱼和革职的风险。一是1912年在南京，蔡元培到北京作专使，教育部部务由次长景耀月负责。此人只知引用私人，扩充自己的势力。忽然开会想编杂志以作招摇的工具，鲁迅没有睬他，他就在暗中开了一张名单，送请大总统府任命，其中就把鲁迅的名字无端除去了。蔡元培回来发现后赶快把景耀月上报的那张名单撤销了。1925年北京教育当局又以他参加女师大的校务维持会为借口，非法免除他教育部佥事一职。次年1月17日，鲁迅在平政院控告教育总长章士钊获胜诉，复教育部佥事职。

鲁迅担任公务员期间，有六七年时间（1912-1918）属于创作上的沉默期，1918年5月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以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许多重要的作品，包括《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热风》、《彷徨》等都是在当公务员这段时间出版的。当他在教育部时，常听到同事间在议论他的作品，因为他们不知道“鲁迅”是谁。鲁迅站在一旁，茫然相对，是件很有幽默趣味的事。

1912年至1921年，鲁迅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教育部的薪俸，而且逐年有所提高。1923年后鲁迅开始在高校兼课，收入有所增加，其中1924年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少于自由职业收入的情况。从经济收入上来说，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属于中间偏上阶层。

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100元和月薪400元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而他之所以下决心离京南下，除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婚姻与恋爱的矛盾以外，还有经济生活上的郑重考虑，对此，只要细读《娜拉走后怎样》和《幸福的家庭》等作品以及他与景宋的通信即可明了。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而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其二是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而向教育部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之于众。

鲁迅的魄力与魅力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一具有很大风险的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了他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藐视，超脱于“官场帮忙”和“商场帮闲”之上，从而保持了比生命更珍惜的独立人格，这在多处于依附型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颇为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