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烈士是我的先祖姑母，1907年7月15日她在浙江绍兴轩亭口就义的时候，先父秋高还只有六、七岁，叔祖父秋宗章（庶出，秋瑾的同父异母弟弟）也只有十二岁，他们对秋瑾的事迹也不甚了了，极少有第一手资料，但是，我的祖母，秋瑾的嫂氏张淳芝对秋瑾是非常了解的，她比秋瑾大6岁，秋瑾牺牲时，张淳芝已是39岁了，她是秋誉章的妻子，秋寿南的长房儿媳，为人干练，1891年嫁入秋家不久，便成了秋家的当家人。与秋瑾相处时，对秋瑾生活上关心，经济上资助，并且非常支持秋瑾进行的革命活动。即使在1907年7月13日下午3时为止，秋瑾被捕前的大半天时间里，还3次派人送钱（前后800银元）给秋瑾，让秋瑾及早走避。总之她们的姑嫂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儿时，能经常听到我祖母讲述的秋瑾生前许多方面的事情。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重光后的1947年7月10日前后一天的晚上，那时候，我们整个大家庭都住在绍兴偏门外的峡山村里，夏日夜间，吃过晚饭一家子依惯例在洗完澡后就到天井里乘凉，前几日白天，我祖母，庶曾祖母，叔祖父等人都应邀去绍兴城里参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四烈士成仁四十周年纪念活动。那晚乘凉的时候，叔祖父秋宗章十分高兴的向我们讲述绍兴城内在觉民舞台举行纪念大会和其他纪念活动的盛况，但祖母却非常沉静地对叔祖父和其他人说：你们千万神气要灵清，不要以为自己是烈士后人去靠牌头，沾点光，还是安安稳稳靠自己自强、自立。祖母的这番话，凡是秋氏家人知晓以后，都一直这样在做，还有她在辛亥武昌砥定后给全家立下的三条家规，在秋家的儿代儿孙中，也一直无人违背，这三条家规是：

1、秋瑾身后的一切荣誉不许去沾，去争，去炫耀。

2、国民政府发下的抚恤金，烈属证均交给湖南王家。

3、有人要污蔑、诋毁秋瑾时，王家是不会给她来出头的。所以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形式。我们秋家的人都应挺身而出，力拒力驳。

除了关于烈属证，因为秋瑾自离开北京留日伊始，以后的革命活动均发生在故乡——浙江绍兴，生活起居又在秋家，最后又在浙江绍兴就义牺牲，所以国民政府依据孙中山先生的旨意，把烈士家属证和二万银元的抚恤金，悉数发给秋家时，我祖母只留下了烈属证，因为它上面写明了是浙江绍兴秋家，但抚恤金二万银元一直存在银行，我祖母一直在推辞，后来，秋瑾的女儿由湖南到绍兴来，王灿芝向舅妈（我的祖母）哭诉，说她哥哥王源德虐待她，特别是经济上，王家偌大家产他一人独吞，却分文不肯给她，所以我祖母就向银行交代把二万银元悉数交给了王灿芝，叫她去美国留学，作为她留美的费用。（附：王灿芝留美，学的是航空工程类专业，并非社会上讹传的学的是飞机驾驶，当然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更不知是何人所杜撰的）。祖母在世时，还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姑婆秋瑾死得很可怜的，一个女人弄到杀头死的，罪过呀！还有更可怜的一件事，就是她的尸身长期不能入土为安。她的遗骸长期没有安葬，秋瑾的遗骸已被迁了8次，葬了9次（注：这是祖母在世时的次数，我祖母去世后，又被迁了4次。共12迁13葬）。最让人心寒的是湖南王家，秋瑾殉难后的第二年12月，秋瑾的遗骸曾被下葬过，是由吴芝瑛，徐自华俩位甘冒清廷淫威的风险，践生前之约，迎柩抵抗，入葬在杭州西湖西冷桥西。此事被清廷鹰犬巡查御史常徽发觉即上章弹劾，奏请平墓，清廷准奏后即下诏平墓后迁回绍兴。不久，秋瑾丈夫王子芳，也因病去世（1909年）。我祖母想让他们夫妻合茔，把秋瑾灵柩运抵湖南湘潭王宅。但是，我祖母一直要到辛亥年武昌砥定后，才知道她的婆婆（屈氏）骂她是“女匪”，不给合茔，只许上覆茅亭，暂厝在他们王家的义冢地里，任日晒雨淋，风雪摧残。做人做到这个地步，有什么好炫耀的，她的光，我们有什么好沾的，所以烈属证虽然保存在秋家，但百余年来，我们从未向政府索取过什么名和利，但对损害秋瑾形象的人和事，从秋瑾牺牲之日开始至今，却在不断的发生着，所以自秋瑾的同父异母弟秋宗章开始延续至今，我们必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表明我们的态度并据理力争，都是在遵照祖母当时立下的规矩而身体力行。

自辛亥武昌砥定以后一百余年来，秋瑾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崇敬和爱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提出她有十个第一，她是第一个用头颅去撞击封建主义丧钟并因此而牺牲的杰出女性；第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第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的女性党魁；第一个武装革命斗争的女实践家，身体力行，勇于推翻清王朝的女革命家；第一个善于进行革命演说，联络同志，鼓舞斗志的女宣传家；第一个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女诗人，女性中文学成就李清照后第一人；第一个女性教育家，成就卓著的女教师；第一个倡导、开拓中国护理事业，第一本《护理学》的翻译者和教育者；中国军事体育中女性第一人；中国女性中第一个提倡、使用、推广普通话。从而使她进入中国二十世纪十大女伟人的行列。是的，她激烈地追逐时代的潮流，投身反清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直到为革命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但我的祖母以为她和当时的女人并没有两样，她出生在封建的大家庭里，是一个名门望族里出来的大家闺秀，到她父亲这一代已数代为官，既然生长在官宦世家，受的当然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的教育，她读过《女诫》、《女四书》、《女儿经》、《闺训千字文》等。家庭对她的管束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她是女孩子，那么她一定缠足，并且缠得越小越好。有的女人就以有一双“三寸金莲”而自诩。我祖母的一双脚也就是三寸（今日单位制的10厘米长），祖母说，我初到秋家，你们大姑婆的脚和我差不多，后来她到了日本才放了足，但也大不了多少，因为女人一经缠过足，一双脚，完全被弄残废了。因为是大户人家出来的，走路都有讲究，只能慢慢移动，因为那时候，女人的头上戴有许多金银头饰，走起路来，势必会因碰撞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有教养的淑女必须“轻移莲步”。秋瑾在及笄以后，渐习女红，并且很拿手，尤其擅长刺绣，虫鸟花卉，阴阳反背，自出心裁，靡不毕肖。还有一椿，就是青年男女的婚姻，必定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姑婆虽然非本愿，但也没有违抗。秋瑾在婚前虽然对这些封建礼教的约束，感到“万钧之压制”，但因为他是秋家的大小姐，她必须做到这些起码的要求，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也从小养成了秉性十分端庄凝重。秋瑾的庶母孙氏（比秋瑾小一岁），在60余年后仍记忆犹新的说：“秋瑾在21岁时，常在家里绣绣花，看看书，特别喜欢看书，脾气是很好的。”就是后来到了日本虽然在革命活动中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但在平时，本性仍然恬静，绝不轻浮，我祖母说，我在上海碰到过周树人，他说过在秋瑾姑娘面前，谁也不敢讲浮话（浮话指俏皮话）。在国内进行的革命活动，主要是组织会党建立反清武装的队伍，她要对付的会党头目都很难弄。在1906年12月至1907年3月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她不顾天寒地冻，或骑马，或步行，多次往返于诸几、义乌、金华、兰溪、武义、缙云、永康、东阳、新昌、嵊县等十多个县区，走崎岖山路，穿羊肠小道，着男装，骑裸体马，组织会党骨干，把他们引导到浙皖起义的统一行动上来，她以自己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最终得到了这些会党头目的服贴，信任与爱戴，先后成了光复军的中坚力量。

秋瑾生长在世代簪缨的官宦之家，是越中望族，素重诗礼传家，门风崇尚清白，家里虽然不是很有钱，而且对有钱的商人，暴发户还嗤之以鼻，非常渺视，但是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人被人称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生活还是很优裕的，秋瑾初到王家，王家待她也还不错，婆婆屈氏给她的见面礼，不是一般的金银首饰，而是湘潭城内的一爿钱庄（旧时银行），换了别人应该非常满足，秋瑾却不以为然。

秋瑾原是一个“轻移莲步”的大家闺秀，出阁以后是明媒正娶的第一夫人，夫家十分富有。几年以后，丈夫王子芳捐官她跟随进京，又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京官太太。这样的一个女子，怎么会成为革命党呢？我祖母说，在进京途中，从湘潭到长沙抵上海，改乘海轮由东海到渤海。船到天津塘沽，居然要接受外国海关人员的检疫检查，洋人要中国人无论男女脱光衣服检查，名为检疫，实则污辱中国妇女，对洋人污辱中国人的国格、人格，她气得要命，坚决拒绝脱衣检查，洋人仍然放肆地说着无理要求，秋瑾大哭大闹，绝不忍受这种奇耻大辱，后来虽然因为一位在场的中国官员周旋，向洋人通了关节，才免受这场羞辱。但是，秋瑾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件事，“国破方知人种贱”，“亡国悲歌涕泪多”，后来到了北京，她见到的北京，正值庚子事变以后不久，由于八国联军的洗劫，城内百业萧条，百姓生灵涂炭，又受到很大了的刺激。最终就下了很大的决心：“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变吾所不悔也。”所以，海关遇辱，庚子事复使秋瑾感到了国破家亡，这是她走向革命的很大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