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冲
今年是我的外公姚麟先生逝世百年祭。姚麟（1869—1909），嵊县人，字定生，清末秀才，是同盟会和浙江光复会的会员，著名的辛亥革命七烈士之一，为浙江的教育事业、路矿斗争付出了全部的家财和毕生的心血，直至自己的生命。我与他虽然从未谋面，但从小就听母亲说外公的众多事迹，久而久之对外公有一种深深的敬仰之情。
记得小时候随母亲去上海看望几位舅舅时，曾在四舅家客厅墙上看到一副对联，舅妈说这是外公留下的墨宝。上联是：“遗金不若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下联是：“授产何如授业，片长薄技免饥寒。”从此联中可以看出外公轻金钱、重教育的思想，所以在1894年他忧愤外侮日深，曾上书清政府，抨击政治弊端，条陈改良意见，可惜未能得志。为启发民智，他自设书塾于鹿山孔庙，继而又在附近筑侨园，1901年3月变卖家产，捐田百亩，以侨园为校舍，独立创办师曾学堂，向青少年传播新学，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他提倡男女平权，尤其鼓励女子不要缠足，不要成为玩偶，要和男子一样出外读书，学习革命理论和治国本领，由此，开嵊县兴办新学、栽培人才之先河。外公重视女学，出资800余银元筹创了震旦蚕业女校，还支持甥女王婉青解珥脱簪，创办开明、嘉秀两所女校，为嘉兴办女学之始。外公去世后，1936年大舅（姚永元先生，曾留学日本接受革命思想，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等人又将侨园捐赠嵊县中学，俾永为办学之用，成先志也。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于1900年由宋省庵先生陪同访问外公，后云“此君藏书颇多，谈新学颇投契”，遂成为朋友，时有诗文唱和，并于1936年8月20日亲自为外公所著《侨园诗文集》撰序，赞扬道：“先生独洞明本原，发挥伟论，可谓目光如炬矣”，又云“先生崇实黜华有抒襟抱，并以策励他人者，凡若此类流露于文中甚多，随处可见其高尚之品格，坚毅之精神。”
外公曾于1902年秋东渡日本学习教育，他在日本期间结识革命志士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受他们的影响，外公加入了同盟会，更坚定了反清的革命意志。1903年回国后，外公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在嘉兴建立了光复会浙江联络点，并参与策划了当地的演讲会、教育会等机构。1905年秋，外公应邀去光复会的大本营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任教育、伦理教员，次年九月担任大通学堂总理（即校长）。1906年底，外公辞去大通学堂总理之职，出任光复会上海联络站——浙江旅沪学会文牍，负责处理会员函电往返收转等保密工作，主持出版《路事增刊》。次年，学会正式成立，以“联络乡谊，研究学术”为名，实际上是为策动浙江收回路矿权的斗争。（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抢占我国资源，竞相掠夺我国铁路修筑权；清政府为贪图外国铁路借款，不惜饮鸩止渴，出卖路权，这就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的拒款保路运动。其中，浙江的保路运动发动最早，成效最著。）此外，外公还致力于振兴航业，举办教育，凡对革命有利的事情，无不积极参加，自1906年底到1907年，外公奔波于沪、嘉、杭、绍之间，与秋瑾女侠相应和，并积极联络众多革命志士，筹划响应起事。
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慷慨牺牲；绍兴大通学堂据点被摧毁，秋瑾女侠英勇就义于古城轩亭口，革命大受挫折。1908年敖嘉熊（革命志士，外公的挚友，蔡元培曾亲自赴嘉兴请他参加光复会）又遭暗杀，中华大地一片血雨腥风。外公壮志未酬，感慨唏嘘，悲歌当哭，忧愤交集，竟于公元一九O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五月初九）夜半自沉于嘉兴锦带河中赍志以终。光复会会长浙江余杭的章太炎闻讯不胜感伤地叹道：“我们又失去一个革命志士了！”不久钱塘叶景莱相继投长江殉国，八月浙江旅沪学会为辛亥革命七烈士举行公祭，到会致哀的人，无不追思往昔，痛哭失声。光复会副会长山阴的陶成章说：“定生力不足而心有余，为革命我痛惜他的死，我敬佩他不屈的志气！”（原文“赞曰：定生力虽不足，心则有余，后之人咸当哀其遇而矜其志。”）
外公的殉路去世，我一度不能理解，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敬佩他为了理想以死报国的心情。外公死后，儿女们遵从他的心愿，将他安葬在故乡绍兴不开矿不修路的龙虎山上。为纪念在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在嘉兴深有影响的先烈，（为陈与义、敖嘉熊、龚宝铨、唐纪勋、姚麟、王家驹、徐小波等七人，当时被称为“辛亥革命七烈士”），1931年，由褚辅成、陆初觉等人发起，在嘉兴中山公园兴建“嘉兴七烈士纪念塔”，1986年在嘉兴人民公园重建，并更名为“辛亥革命烈士纪念塔”。
在外公的悉心教养和影响下，我的母亲姚永嘉女士从小就接受新教育，学通中西，养成了开明豁达的性格，与我的父亲徐世雄先生（绍兴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者徐树兰的后人）成亲后，相夫教子之余不忘开启民智，其人格的光华影响了几代后人。呜呼哀哉！外公，您虽然离开我们已百年，但您的浩气长存，我们不会忘记您，人民不会忘记您，您的精神将永存人民的心中。外公，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您将作为子子孙孙的楷模，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热爱祖国，报效国家。
永远怀念您，我的外公，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