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致春

 

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传播于世界各地，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一席，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鲁迅先生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早年受“辛亥先驱”陶成章等人的影响与感召，成为“光复会”成员,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绍兴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通学堂”—“光复会”展厅依然保存着“光复会”部分会员名录，仅剩一千余人名录，鲁迅先生（周树人）的名字在名录上方赫然显立，让人对鲁迅先生在文学贡献上敬仰之余，又多了几分意外的惊喜，鲁迅先生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中越发崇高。

“光复会五人照”是“光复会”标志性历史见证物。与“光复会誓言”一样，同为“光复会”革命历史的标杆纪念物，代表了“光复会”历史与伟大的辛亥革命奋斗精神，在绍兴各大纪念馆，包括全国各地甚至台湾等地都有展出，影响广泛。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与爱国教育意义。其照片背后的历史故事中，还有着与鲁迅先生结下深深革命情缘的一面，感人至深。“光复会五人照”所呈现的历史人物共五人，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子英。照片中“光复会”五人核心人物神采各异，给人以震撼力，折射出英勇无畏的革命气质，让人顿生对“光复会”精英的崇敬之心。照片拍摄于1905年冬天，地点在日本的东京。展现的是“光复会”五位领导核心，为进一步开展反清革命而实施的“捐管留学”计划，一同赴日后留下的历史珍贵镜头，泛称“光复会五人照”。

据史料记载，当时“光复会”将绍兴“大通学堂”作为反清大本营，建立了由“大通学堂”学生组织起来的武装，但无论人员规模还是武器装备上，都难以与清军作正面抗衡。“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首先提出“捐管留学”这一设想。他说“设法捐钱买官，取得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到新军任职，掌握新军力量使之成为革命党人武装”。他的观点得到了“光复会”其他领导核心成员的一致同意。据史料记载：陶成章、徐锡麟、陈魏，陈子英，龚宝栓五人因筹办“大通学堂”，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都是奋发有为的年青人，“光复会”的中坚力量。成为捐官赴日，肩负重任的首当人选。

捐官赴日五人中，“按年龄长幼确定捐官等级，“徐锡麟为长，成章次之，子英又次之，德毂（陈魏）又次之，味荪（龚宝栓）居未。”徐锡麟捐道台，填步兵科，陶成章捐知府，填步兵科，陈子英捐知府，填炮兵科，陈魏捐同知，填骑兵科，龚宝栓捐同知，填工兵科。由”光复会“骨干许仲卿出资捐官5万元。由徐锡麟负责通过表伯俞廉三（原湖北巡抚）打通层层关节，直至浙江将军寿山，于是五人赴日学习陆军的禀文才得以批准。后”光复会“领导层从今后发展考虑，临时增加了陈伯平、马宗汉、王金发、沈钧业、范爱农等8人，一同跟随“五人”东渡日本。

1905年冬“光复会”13人，包括徐锡麟夫人、王振汉，在上海会合，前往日本。根据安排，由“五人照”核心成员之一的陈子英先期出发，在日本东京秘密约见鲁迅（又名周树人，“光复会”成员），二人马不停蹄，驱车一同赶到日本横滨港，迎接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捐官留学人员。徐锡麟则与夫人（王振汉）先在日本神户上岸，改乘火车前往东京，准备事宜，等候其余人员到来。在东京火车站“光复会”成员“鉴湖女侠”秋瑾早已等候多时，与徐锡麟夫妇相拥而泣，并予以热情招待。据史料记载，几日后，秋瑾与陶成章、徐锡麟、陈魏、龚宝铨等6人在东京结盟。

鲁迅先生对这次迎接“光复会”精英十分重视，早作准备，日本横滨的冬天寒冷刺骨，鲁迅先生与“光复会”骨干陈子英二人早早伫立于横滨港口等候，翘首企盼“光复会”同乡到来。不久，远处徐徐驶来的汽船上传来汽笛声，让他俩兴奋不已。面对从家乡绍兴不远万里，赴日留学革命的“光复会”同乡们，看着他们历经艰辛，风尘仆仆的摸样，鲁迅先生十分激动，快步上前迎接，嘘寒问暖，并不时询问家乡故里的境况，可谓“他乡遇知音”。一路上，鲁迅先生引路作向导，尽作地主之谊，并悉心照顾，与他们同上火车送到东京，并安顿住所等相关事宜。在以后的岁月里，鲁迅与“光复会”捐官留学多名精英有密切的联系，并结下深厚的革命情义。他们的名字多次出现在鲁迅先生以后书信与作品里。

后因革命需要，陈伯平、马宗汉随徐锡麟一同回国赴安徽革命，陶成章、陈魏等人留在日本配合国内革命，“鉴湖女侠”秋瑾回国主持大通学堂工作。

据史料记载1907年7月，震惊中外的“皖浙起义”不幸失败，徐锡麟、秋瑾等人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日本后，鲁迅先生闻讯十分悲愤，立即动员组织绍兴同乡会举行“追悼会”，痛斥清廷的惨无人道，引发日本社会较大反响。因当时清廷疯狂缉拿“光复会”乱党头目，捐官留学精英自然涉及其中，首先包括陶成章、陈魏、龚宝铨、陈子英等人。鲁迅先生虽身在日本，但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因担心徐锡麟家族因“徐案”牵连迫害，鲁迅先生还曾委托日本浪人到绍兴营救过徐氏家人。他在《华盖集、补白》一文中写道：“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这既是鲁迅先生对清政府残酷镇压“光复会”革命英烈的强烈控诉，同时充分体现出，他对当年“光复会”捐官留学精英的深厚感情与无限思念。

若干年过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已被推翻，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时过境迁，鲁迅先生已成长为中国文坛一名众人瞩目的主将，在百忙之中，鲁迅先生对当年“光复会”捐官留学往事仍记忆犹新，思念之情依旧不减。1926年，鲁迅先生就1905年前往横滨迎接陶成章一行十余人到东京一事，在有关文章里作过形象生动的描述，“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种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我在边上等关吏检验完毕，在客店小从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到了三四个。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我不觉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在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徵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茳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走了陆路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群同乡，后来有相当一部人成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人。”鲁迅先生当时虽然作为“光复会”会员，对“光复会”较为了解，但仍烙下了对“光复会”骨干与精英的朴实无华与执着奉献的敬意！直至20年后，仍印象深刻，挥之不去。“光复会”爱国主义精神对这位中国文学巨匠、伟大的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深的体现在他以后的许多作品里。

1912年7月10日，“光复会”捐官留学成员之一范爱农在绍兴死于非命，远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即吟就《哀范君三章》诗作，发表在8月20日绍兴《民兴日报》，深切寄托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鲁迅先生晚年对胡风、冯雪峰、增田涉等国内外挚友均有动情的忆述。鲁迅先生对胡风就说过，他当年参加的是“光复会”，而不是“中国同盟会”。可见鲁迅先生对“光复会”这一革命团体与战友感情何等之深。

据史料记载：陶成章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常去东京本乡区东竹町“中越馆”鲁迅先生寓所走访。二人经常畅谈革命理想，商议行动计划。据周作人回忆：“最常来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的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后来，陶成章在日本开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重组的光复会“通讯机关”。鲁迅先生不仅是《教育今语》杂志的忠实读者，而且是他的热情宣传者，他将杂志介绍给周建人等亲友。陶成章牺牲后，鲁迅先生十分悲痛，先后撰写了《补白》、《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等文章，表达了他对陶成章等“光复会”捐官留学精英的追念之情。

鲁迅先生早年投身“光复会”，参加过“光复会”无数次革命活动。尤其在日本东京与“光复会”前来捐官留学精英之间的革命交往，并发展为深厚的同志式情义，传为一段佳话，是鲁迅先生一生中，十分有意义的精彩片段。同时也为鲁迅先生以后的思想、文学领域的发展与创作丰富了内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奠定鲁迅先生独有的革命思想及坚定的人生信念将起到深远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鲁迅先生在他临终不久前，还不忘当年他对陶成章等人主编的《民报》的评价：他说，《民报》上陶成章等人的战斗檄文，让他痛快淋漓。

应当说，鲁迅先生充分吸取了“光复会”不屈不挠的奋斗品质精髓，与辛亥爱国主义精神，并在思想上、文字上予以践行与发挥，使之转化为鲁迅先生特有的“硬骨头精神”，鼓舞、启迪一代又一代人们，发奋努力，勇往直前。在当今社会中特别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