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党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重要文件。当时被判刑的罪犯中，青少年的比例较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诸暨县政协机关全体人员开会认真学习文件，并进行讨论，大家认为，青少年犯罪分子较多，乃是缺失管教所致。城镇青少年失足的人数比农村多，是因城镇青少年辍学或待业空闲在家里，缺少自我约束能力，故参与社会上打架斗殴、赌博淫乱、抢劫财物等等。因此，管理和教育好社会上的广大青少年，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所在，也是当务之急。
　　大家就如何管教好青少年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办学——办一所青少年文化补习学校，对这些社会青年加强法制、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和开展必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此举既有利于促进社会治安，又有利于造就人才。
　　办学校说说容易成事难，特别是社会办学难度更大。我们以政协秘书处的名义向各方领导去请示，要求社会各方力量给以大力支持，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出眉目来。
　　我先去了县委统战部，向舒部长请示汇报（当时政协主席长期病休，舒是非驻会的政协副主席），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说：“国家提倡多种形式办学，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社会办学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可以办，但是我们一无房子，二无师资，三无票子，白手起家谈何容易，不过你想办，我支持。”
　　紧接着我到县政府，去找主管科教文卫的车副县长，她听了我的汇报后非常高兴，表示愿意拨2万元钱给学校作开办费，并希望把学校早日办起来。
　　我又去了县人大常委会，找负责文教方面工作的何副主任，希望能得到县人大的支持。听完我的汇报，何副主任说，社会办学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自己的份内之事，应当支持，并希望尽快召开一次关于社会办学的筹备会议，由她来动员各方力量支持办好这所学校。
　　为了取得社会办学的合法资格，我去县教育局与他们沟通。教育局领导如此表态：社会办学完全支持；教育经费自力更生；师资问题自己解决，若有困难可以向局借调，教师编制在局，工资由学校发给。至于教学业务的若干问题，局里尽可能给以支持。
　　我深知社会办学难度很大，自己力不从心，因此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士助我一臂之力。经过深思，我想到了在本县教育界颇有声望的赵老师——农工民主党诸暨县主委、县政协非驻会副主席。他听了我的叙述后表示举双手赞成，同时提出政协与农工党联合办学的方案。联合办学不仅增添了力量，而且使社会办学更加名副其实，办事更是名正言顺，何乐而不为？
　　是年6月间，社会办学筹备会议在县人大何副主任的办公室举行，她作动员报告，与会人士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校名：诸暨县青少年文化补习学校；招生对象：以城镇社会青少年为主，双职工子女优先入学；学制：短训班，培训时间为一年，继续补习者不得超过二年；课程设置：以法制道德品质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同时适当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有关劳动就业的专业知识，如文秘、财会和机电等；师资：根据课程设置之需，聘请对口的退休教师和专业人士来校上课或兼课；校址：向县技工学校暂借教学用房作开学之用；开学时间：9月8日。学校由政协秘书处和农工民主党县委会联合举办，并由双方负责人主持开学的一切工作。
　　我们两人都是在本单位主持日常工作的，因此不可能将全部精力用于社会办学。为了使学校准时开学，迫切需要一位主持学校工作的负责人，经政协领导同意，以政协党组名义特聘何老师（原省人大代表，中学的领导骨干，当时退休在家）任校长。此后我们两人当顾问，与何校长一起“三驾马车”，使开学工作走上了快车道。
　　在聘请各类人员时，我们向他们再三说明，到学校来工作主要是尽义务，生活待遇极低，只能发给退休费的补足部分，亦无别的补贴。老师们都说：自己要老有所为，余热生辉，在有生之年，为党的教育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当时报名者非常涌跃，有近150人。于是我们办成了两个大班，每班75人左右，大家挤在一起听大课。由于教学用房受制约，无法继续扩大招生。我们又去城郊下方门村，向村领导租用仓库等民房办学。
　　那时的学校不仅房屋破旧，教学设备简陋，电视广播全无，连部电话机也没有。学校没有住宿条件，师生全部住自己家中，除个别师生有自行车外，其余的都是步行上班或上学。不管是狂风暴雨的夏天，还是大雪纷飞的冬天，所有任课老师没有缺过一堂课，始终坚持到校尽职尽责。
　　学校以往只向学生收杂费，从未收取过学费。因为以往借房办学是免费的，现在租房要付租金，因此办学经费非常困难，甚至连退休教师的补足工资也发不出。老师不但没有怨言，而且没有一个人离开这所学校。大家抱成一团，共克时艰，都觉得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并且要办出成绩来。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经有关部门同意，我们决定向学生收取与全日制中学同样标准的学费，这才使学校略有积余。为使持久发展，需要有自己的校产，我们用仅有的3万元积余到石子岭郑家村买了一座已废弃的大会堂，将大会堂改建成教学和生活等用房。从此青少年文化补习学校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校舍，结束了借房、租房办学的历史。
　　困难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我都不怕，最怕的是政治压力，几乎把我压垮，使学校夭折。据说当时省里曾出台过一个有关停止举办高中复习班的指示，我县个别领导把它作尚方宝剑，非把社会办学砍掉不可。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求助新上任的县政协寿主席。寿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说：“党中央要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你不用怕，若要追究什么责任，一切由我替代承担。”听了这番话，如同吃了定心丸，我硬着头皮顶到底，终于使学校免受夭折之灾。
　　自1983年至1989年，青少年文化补习学校共培训了1194名青少年。经过培训的人员，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两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在我办学亲历的这6年中，在校学生中从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或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相反，这些学生在老师的教育和指导下，还大力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他们在学校所在地帮助村民干农活，帮助“五保户”和军烈属等做了许多好事，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有些因参军、支工等中途离校的学生，也让接收单位非常满意。1954年，我校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有110名上了分数线，最终有107名考生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作者系诸暨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