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绍兴人，终年73岁，是众所共知的近代教育家。他在新昌留下了三处意味深长的文字：一是大佛寺弥勒石窟大殿柱上一副楹联：“理哲家言同源西圣；华严法界现象南明。”另一件是《民国新昌县志》中一篇《重修新昌县志序》，序文不长，作序时也只阅凡例未读全文，却是回顾了他24岁时在上虞协纂修志情况与在北大兼任国史编纂期间的心得，扼要叙述了他的修志思想。再是新近发现俞氏谱中收有《俞芝祥先生及何夫人双寿序言》。为四六骈文，亦属难得。上述三则皆为佚文，高平叔所编《蔡元培全集》均未载。

　　民国七年（1918），哈同夫人罗迦陵出银洋三千元为大佛重裱金容，《民国新昌县志》也在这一年夏辑成。蔡序作于八年一月，撰联时当亦不远。追寻作二文的契机，当出自民国六年应蔡所邀入国史馆作编纂的县人童学琦的请求。大佛寺柱对楹联，原系蔡元培先生手迹，文革中被毁，1980年请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重书而立。另一篇，是民国八年（1919）一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为当时新昌修志而撰写的《重修新昌县志序》，全文如下：

重修新昌县志序

　　余十馀岁时，从叔父铭山先生许，得章实斋氏《文史通义》而读之。其于方志之例言之最详，遂常留印象于脑中。年二十四，上虞朱笏卿先生主修县志，招为襄理，以志例见属，遂本章氏理论而参以特别之名目，同事者大哗。余亦获前因而辞职。其后稍涉科学，又研求小学教育之乡土志，则尤感于旧日方志之缺点，即章氏之例亦有不适用者。近于北京大学中兼任国史编纂处事，则方志之需要尤多所经验，盖昔之修史者用演绎法，以中央政府为主体，故治史学者代有其人而道方志者鲜焉。今之修史者用归纳法，以社会各方面为要素，调察统计必基于各地方之所从事，而后综合之以为国史也。吾友新昌童君亦韩既来编纂处共事，以新昌知事金君汤侯方会同士绅重修邑志见告，且示以凡例，则又吾友象山陈君宇襄之所草也。其中如地图之本于测绘，山川之特列纲目，教堂之附入寺院，灾异祥瑞之别为轶闻而附诸杂志，皆甄取新义可以正旧志之失者。闻志已告成，余虽尚未见全书，知必有以异乎寻常，新昌自此为有志矣。

　　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三十日绍兴蔡元培

　　据《蔡元培口述传略》等史料记载：童学琦（1868-1839），新昌城关镇人，生与蔡元培同岁，卒先蔡一年。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二岁之年两人同科中举。有同年之谊。尔后办新学，宣传新思想、反清革命上志趣又复相同，堪称莫逆。蔡中举后之次年（1890）成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廿四年（1898）戊戌维新失败，蔡弃官由京返绍兴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致力倡导新学，童则在戊戌前一年据陈虬《经世报》叙应为前四年与章太炎、陈虬、宋恕等在杭州办《经世报》，宣传新思想。廿六年（1900）蔡、童二人同约赴临安为绍兴侨农创办了越郡同乡会立启明学校。次年六月，童任杭州《白话报》主笔，蔡则于1902年去沪与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及爱国学社、爱国女校。二年后又与陶成章等人组光复会，次年加入同盟会为上海分部主盟人，童亦加入了光复会。光绪卅三年（1907）徐锡麟案发，二人均在通缉之列，民国纪元（1912），蔡由德返国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所为辞职复旅居德、法，民国五年回国任北大校长兼主国史馆。次年邀童为国史馆编纂。恰当此时，绍兴金城来新作县知事，倡修县志，由童荐象山陈宇襄为总纂，陈与蔡亦是旧友，因而蔡乐为作序。八年五四运动起，蔡多方营救被捕学生。十二年不满北洋政府非法逮捕兼课教师辞职重去欧州。十五年回国参加北伐，十七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廿六年淞沪战起，蔡移居香港。童则在民初为省参议会议员，十一年（1922）县人张载阳为浙江省长时聘为省长顾问，十六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离职蛰居杭城告别仕途，不久返新昌原籍养老，廿六年七月抗日战起之时逝于家中。蔡在港闻讣告，称“诤诤童君”来电吊唁。次年蔡亦病逝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