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和（1935—1990），字绳墨，号木蕉堂人，别号镜庐，祖籍奉化，出生于上海。1952年9月进苏州农校果蔬园艺专业学习，1955年7月毕业，分配到江苏南汇县城区技术推广站任技术员。1956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1961年7月本科毕业，进北京大学生物系为研究生。1962年1月到新昌中学任教（新昌中学现用校名为孙书写），先后教过语文、化学、生物等课。为中学高级教师。从青少年时代起，曾先后师从马公愚、钱君匋、郭绍虞、邓散木、沙孟海等金石书画名家学艺。篆隶真草均精，引楷体入印，创竹简行书能自立门户，风格俊雅，挺秀豪放。孙正和早在1982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初，即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任绍兴市书法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新昌县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和新昌县政协委员。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篆刻邀请展等，作品和多篇论文刊发于《西泠艺丛》、《书法报》、《中国书法》、《书法》等杂志。曾在浙江展览馆、上海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
孙正和自幼敏而好学。1956年他考取复旦大学生物学专业，他的老师是摩尔根的中国弟子——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教授（1909-2008）。1958年，尚在复旦求学的他，就办过书法展，得到校长陈望道题字。复旦名师荟萃，其中还有一些先生又兼长书法，如郭绍虞、朱东润、王蘧常等等。那时候的上海，也是名家云集的书法中心，生活着一代多有新气象的书家，如沈尹默、潘伯鹰、白蕉、马公愚、钱君匋等等。以孙正和的天资，学书的环境不可谓不好。1961年初秋，孙正和分配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并攻读生物专业研究生。于是他把上海的师承关系延伸到了北京，此时，邓散木正客居北京真武庙冶金学院宿舍，孙前去请益，见其书法篆刻作业后，邓欣然接纳他为一生中最后一个弟子，出示《篆刻学》手稿供孙带回学习。半年后，因为北京大学生物系下马，孙正和便调离北京，带着邓自题签的《邓散木旅京印留》稿本（150方印拓）回到了出生地上海。上海方面一查他的原籍是浙江奉化，新昌与奉化仅一山之隔，就就近照顾他到新昌工作。临离开北京前，邓散木给孙正和写了两封推荐信，要他回浙江后找张宗祥、韩登安学习书法篆刻。就这样，年轻的孙正和从北京大学到了山区新昌中学，教起了中学生物课。当时，能安慰心灵的恐怕只有他所钟情的书法篆刻了。
孙正和到新昌后，带着邓散木推荐信，前后赴杭拜访了张宗祥、潘天寿和韩登安三位书画金石大师，深得器重和教诲。以后，他又请益于白蕉、陆维钊、沙孟海等大家，亦受提携指教。孙正和的斋号称“木蕉堂”，出自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恩师名号：木：邓散木，蕉：白蕉，堂：钱君匋(钱老的号叫豫堂)。这个别出心裁的斋号，几乎勾勒出他的从师之路。1970年，孙正和收集三位老师的简札，仿古制用勾摹的办法成就一部《木蕉堂帖》，以纪念他和老师们的翰墨情缘。对这部《木蕉堂帖》，当时书家的评价：“近世传摹墨迹，皆用照相影印，响拓之技，久已屏迹。正和此编，勾勒工致，诸家笔势宛在，殆无失真，阅之觉有印本不传之妙。”(施蛰存跋《木蕉堂帖》)“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闻其生前近寓沪垒，竟无一面之缘，引为憾事。”沙孟海1980年这段在孙正和自藏《白蕉题兰杂稿》卷子上的题跋文字，惺惺相惜之意跃然纸上，后来屡屡被人引用，成为评价白蕉艺术的重要文献。白蕉先生这卷兰题杂存，原是白蕉书赠老友沈愚锺先生的，可谓佳构。后来沈老转赠邓散木先生的学生孙正和先生。因是晚年所写的手稿，比较放松，故不乏精彩之处。孙亦从沈老学习古文。沈老乃江南宿儒，学富五车，一手章草，亦为时人称颂。白蕉的老友邓散木先生作古后，孙正和遵师讬，便师从白蕉先生。但不久文革开始了，联系就此中断。孙正和在上海开过书法展，评价甚高。当年孙正和曾临题兰长卷，约在1970年前后赠白蕉夫人金学仪女士。卷宽一尺，长约五米左右，临得相当传神。因搬迁，孙的临本也遗失了。上海市金山博物馆为白蕉出画册时，特赴新昌，想翻拍此卷，但孙夫人否认她有此卷。（而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白蕉兰题杂存》，是没有沙老题跋的）。
作为浙江书法名家，孙正和的一组楷书印，参加了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他的书印作品和艺论，屡在书法专业报刊发表。孙正和从白蕉上溯二王，得晋人的那种清简逸趣。他应该是白蕉众多弟子中最得乃师心传的一位，连为人的孤傲也仿佛近之。他的书法，传统功底深厚，真草规矩，篆隶创新面貌强烈。他自谓“欧书用力最勤”，一本九成宫静心临写到可谓毫发逼肖可谓，故书风灵动萧散，境界高远。正如沙老在1977年对孙正和的书法评价那样：“稳练纯净，莹然玉壶之无尘……真积力久入化境矣。”孙的“竹简行书”，可谓创新之作。它俊雅、挺拔，使时人耳目一新。孙对自己的“竹简行书”曾作过一番精彩的注解：看似用笔简单，横画并施，无藏锋回锋，但实际上仍要有较好的汉简和小楷的基础，才能出此新杼。有时竖画很长，一竖到底，旁若无人，这正是书家最需要的一种艺术品格。古人云“书为心画”。孙对自己的“竹简行书”还自况是内心情感的流露，清新、俊雅、流畅、挺拔的形质表现出的内涵却非常深刻，一些旁若无人的用笔恰恰是心态的表露。笔者没有考证，孙的“竹简行书”与钱君匋的简隶探索的时间关系，但钱君匋的简隶后来纯化成一种俊逸清健的风格，孙正和可惜天不借年。
孙正和治印早年遍临各家，后攻隶楷行草入印，尤其深下功夫，以欧体楷书入印。时与沙孟海先生齐名的陆维钊先生，曾鼓励他“你刻印可以去走楷书入印一路，这是别人未走远的路，困难多，但也容易走出来。”1964年，孙正和在陆维钊的指导下专攻晋唐行楷书和汉隶入印，长达10余年之久，最终孙先生以颇具书法笔味的楷书印，独步印坛。陆维钊晚年曾赠诗肯定了孙先生楷书印：“真行入印昔人难，今日逢君刮目看。要与西泠成一帜，从知方寸路途宽。”沪杭的学者们也偏爱他那一手趣味清醇的楷书印，胡士莹、陆维钊、施蛰存等的常用印就有不少是他刻的行楷印。施蛰存先生20世纪70年代曾赋诗称赞孙正和的楷书印：“二王书已入唐碑，玉检泥封未有施。喜得孙郎疏凿手，雕虫新技建红旗。”陆维钊的评价更高，有诗赞曰：“浙派强弩迹已陈，赵吴后起稍翻新，吾侪自有千秋意，薄古方能见厚今。真行入印昔人难，今日逢君刮目看。要与西泠成一帜，从知方寸路途宽。”盛赞孙真行书入印的一时无二。可惜孙正和空有一副“疏凿手”，没等到大放异彩，五十几岁就因颈椎炎、白内障，很少动刀子了。
孙先生书印画三者之艺术功力，曾有造诣各有千秋的三位书画大家予以评说。尤善书法的张宗祥先生评价他的印最佳，画居二，书第三。绘事最精的潘天寿先生以为他的书法最好，印其次，画较差。长于篆刻的韩登安先生认为他的画最佳，书法次之，篆刻居三。
“你别以为我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路上有坎坷，有荆棘，还有人为的路障——冷遇与嫉妒。”1985年5月5日《绍兴日报》载孙正和4月22日在杭州举行书法展答记者采访，问及今后打算时说：“竹简行书我还要进一步提炼，使之更趋成熟。另外我要大力提倡并推广‘二王’的书体，使绍兴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王’书法正宗的圣地。”“今年年初，我之所以能在新昌举办个人书展，全仰仗于县委书记王贤芳同志。它不但为我作宣传，还替我筹集经费。”“不久前我又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我的心情从没像现在这样舒畅过。虽然，浙江农大、浙江农科院等单位想调我，但我哪里也不去，决心留在新昌。”
可惜，天妒英才，才子从来命薄。1990年5月25日，孙正和先生在家中溘然而逝。6月13日，权威的《书法报》在头版，专门为这位书法名家去世发了一条消息。
孙正和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书坛消失后，他的书法和印章逐渐不为人知到完全陌生。作为当代绍兴的一位重要书家，孙正和典型的文人经历和书法篆刻创造性实践，有其重要的价值。
作者：洪忠良
参考文选：
1.孙正和《忆邓散木先生论治印》《西泠艺丛》第五期，西泠印社1982
2.孙正和《谈》载《中国书法》1988年第2期
3.《孙正和杭州书法展答记者问》载《绍兴日报》1985年5月5日
4.镜庐《浙江篆刻选评》《书法报》1989合订本
5.《近代名家书法系列---白蕉兰题杂存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6.唐吟方《吾侪自有千秋意——孙正和及其书印》载《青少年书法》2006年06期
7.新昌中学名师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