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认为最多成就感的是1975年11月-1984年4月，在绍兴县柯岩乡（1983.10政社分设前为柯岩公社）工作的8年半时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大刀阔斧的实行了整顿，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以后，县委把我调到柯岩公社，出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

　　柯岩公社是一个平原纯水稻地区，全乡14000多人口，10400亩土地，承担着每年383万斤征购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这一年粮食减产，在减免了103万斤任务以后，农民人均口粮（原粮）仅421斤，人均收入 85 元，（包括配料投资人均10—15元，劳动报酬仅70—75元）生活处在“低标准、瓜菜代、过得去”水平。我本着不辜负党组织和柯岩人民信任的宗旨，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抓好春耕战“双夏”，晚稻收起种春粮，年复一年地工作着。到了一九七七年，年初带队掘华舍河道，七、八月战“双夏”，两个战役打下来，因劳累过度，患上急性肝炎，我住进了县第四医院。

　　一个严峻而又尖锐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这样日夜苦干的付出，得到的却是连温饱问题都 解决不了的回报，这种局面如何改变？突破口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释放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信号。是年6月，县委组织我们到湖南、无锡学习取经，学习湖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夺取粮食生产的经验，学习无锡大办社队企业（以后统一称乡镇企业）的经验。两者综合起来，就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这次学习，可谓是一场及时雨，让我茅塞顿开。十二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是放开手脚，一心一意抓经济的时候了。

　　抓好粮食生产，坚定不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个思想在我们这一代干部中是十分牢固的。在不断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等增产措施的同时，突出做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

　　一是贯彻好党的各项政策。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一九七八年春耕前，县委出台了允许农民多产多吃的政策（即允许突破多年来规定的农民年人均口粮不得超过“老三定”15%的政策，也就是不得超过575斤，多余的都要平价卖给国家，激发了农民夺高产的积极性。我们认真贯彻县委这一政策，组织干部深入生产队，逐队逐队搞宣传、搞算帐对比，做到一年早知道（在今天一斤粮食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在粮食紧张的年代，能多分一斤粮食是多么高兴的事）。政策的威力是无穷的，加上这一年国家供应的化肥比往年多，海山大队实现了早稻一季超《纲要》（亩产800斤）的历史纪录，全乡全年总产1524万斤，亩产达到了1466 斤。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年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二是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有些生产队规模过大，又不允许调整，队长的管理能力不适应，季节拖后腿，产量拖后腿。一九七九年，冒着搞“明组暗队”的政治风险，悄悄的在澄湾5队、梅市6队等6个大生产队搞操作组，实行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多奖少赔的责任制，由于生产组织的划小，加上组与组的相互竞争，增产幅度达到了18%，超过全乡平均增产幅度10个百分点。1980年，又在全乡由点到面地搞了“包塘到户”（即以每亩田的面积算出每季土肥需要量，在田边挖一个能容纳该土肥量的泥塘，核定该给的工分，分配给一农户按时积满），由于责任到了户，调动了男女老小的积极性，掀起了积肥高潮，得到了县委领导的肯定，在全县推广。以上二个动作，被人们称为“分田到户的前奏曲”。一九八二年秋，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由点到面的实行了农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蕴藏在农民那里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坚信不疑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农村是不允许搞工业的，即使搞也局限在为农业、为农民生活服务的农机维修、大米加工、饲料加工等行业。柯岩乡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乡办企业。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开始，下决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一是修建弥陀寺至仁让堰村（乡政府所在地）乡级公路。柯岩乡的交通条件十分原始，从柯桥到柯岩只能靠步行、靠水路。要发展工业，首先得改变交通条件。正好七八年“双复”后的区、乡书记会议上，交通局有个全县交通规划，其中提到弥陀寺至仁让堰村要通公路。我看到这个资料，十分高兴。会后马上去找交通局韩局长询问何时动工。局长的回答是，这仅仅是规划，何时动工很难说，要看财力。我出于造路心急，就表态：路我们公社自己搞，要求交通局放好样，到时候派员现场指导。就这样利用下半年农闲时间动工了。公社负责造好三座桥（小旱婆桥、宝仁桥、丁巷桥），路面按11个大队（一半按人口，一半按田亩）分段包干，公社负责检查验收。经过二个多月的奋战，公路毛坯形成，第二年再进行整理、夯实，一条全长    1.4公里4公尺宽的沙石路面公路建成（取名文明路），八一年又在公路两侧砌石，浇上水泥，全线安装路灯。老百姓叫这条路为“致富路”。

　　二是不拘一格，大胆起用年轻有为人才。办任何事情，人是关键。以前往往把社、队企业作为安置老干部的地方。这些同志工作认真负责，但由于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思想比较保守，思路比较狭窄，缺乏闯劲和创新。我们在做好这些老干部安置工作（在全县较早实行村主要干部退休办法）的前提下，从村、厂年轻干部、退伍军人、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外出务工人员（外出修缸、做酒是传统行业，人数有几百人之多），能工巧匠等人群中通过自下而上的普查，发掘人才，经过考察筛选，大胆地把他们放在厂长、副厂长、供销、技术、财务管理等不同岗位上，边干边学，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马上出现。一名年轻的供销员出任机电站站长后，他坚持农机维修为主业，拓展汽车零配件生产项目，发展成为绍兴县第二汽配厂（即现在索密克汽配公司前身）。一名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退伍党员出任知青纺织厂厂长后，很快建厂房，买机台，扩大生产规模，发展成为全县颇有知名度的绍兴纺织总厂。一名年轻党员到公社服装厂任厂长后，扩展成绍兴县第九纺织厂。全乡11个大队的党支部、管委会二套班子的主要领导，通过三年时间，均有第二梯队的人接班，他们也注重抓村办企业。堰东村的支部书记，部队退伍后外出在江西务工，收入较高，经过多次工作才回村任职，他一上任，在短时间内筹建起了村纺织厂。为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建立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厂长承包经营责任制，做到签订时认真，结算时从实，兑现时严肃，对效益好，奖金多的厂不肉痛、不眼红，坚决兑现允许一部分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效益差、资金少的厂不姑息、不照顾，第二年来过。开成一种竞争态势

　　三是依靠群众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办企业，困难重重，缺场地、缺资金、缺门路，怎样克服呢？办法依靠群众。兴办公社酒厂是一个典范。柯岩地处鉴湖水系，素有酿酒的传统。七八年决定办公社酒厂，没有场地就在公社机关，大礼堂里放酒缸、榨酒机，挤出办公室作其他用房，露天搭起临时大棚，真是名符其实的公社酒厂。没有酒缸，101个生产队每队借一只，没有大米向生产队每亩借10斤，这样一个投料十万余斤大米的酒厂就运作起来了。第二年，将赚来的钱付清酒缸款、米款，还抽出资金另选地址建造公社新的办公场所，至八一年五月，公社到新址办公，原来的地方全部让给了酒厂。

　　四是坚持乡、村二级办厂，促进乡村经济协调发展。不仅要办好乡办企业 ，同时也要帮助各村办好企业。从某种意义讲，村办企业比乡办企业更重要。一个村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它就没有凝聚力、号召力。11个村原来只有5个办点小企业。我们就象抓农业生产那样抓发展企业，并列入大队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也作为联村干部的主要任务，激发大家办好村办企业的积极性。西泽村是最穷的一个村，为了帮助办厂，我住到了大队会计家，动员他出来办厂，历经千辛万苦，于80年7月办起了沙发布厂，当年获利4万多元，以后逐年扩大，发展成西泽丝织厂。到一九八三年，村办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产值达到了1904万元，职工达到了3724人，规模最小的柯山村，办起了纺织厂、石料厂，当年净利润18.5万元。

　　企业发展了，剩余劳动力大部分进厂务工，（1983年末，企业职工达5657人，其中包括部分来自外乡劳力）增加了收入。农民家里米缸满了，钱包鼓起来了，开始修建新房，大龄男青年结婚了。同时，也有能力反哺农业，兴办社会各项事业，新建了乡初中教学楼，购置20台大彩电，按村规模大小分发下去，在全县率先实现了“彩电乡”。

　　一九八三年，全乡粮食总产1799万斤，比1975年增长了82.1%，亩产达到1729斤，比1975年增长了82.3 %；乡镇企业产值3844 万元，比1975年增长了27.7倍；农民人均收入491元，比1975年增长了4.77倍。

　　以上这些成就的取得，我由衷的体会到，得益于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的指引；得益于县委、区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乡党委“一班人”的齐心协力；得益于全乡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我仅仅在其中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