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烂漫，硕果满枝。

　　在红叶烂漫，硕果满枝的季节，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何梁何利奖颁奖大会隆重举行。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向来自绍兴的杜时贵等31名科学家颁发“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时，全场掌声雷动。杜时贵成为2015年度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搜索何梁何利基金获奖者名单，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袁隆平、陈景润等均在列。该奖自1994年设立以来，每年评选一次。22年来，浙江省仅有14位科学家获得该奖项，而他们当中只有杜时贵是一位“三非”（非两院院士、非专业院所、非重点大学）人士。

　　用执着书写攀登足迹

　　面对荣誉，杜时贵从未忘记成长道路上弥足珍贵的人和事。

　　1984年，来自浙江东阳山区农家的杜时贵从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毕业，因家境贫寒不得不放弃读研而留校任教。当时，他被分配到面向全校非地质类专业学生的综合教研室做助教，也是学校少数几个没有学位点的教研室。按行话讲就是，想专业发展，渺茫；想导师引领，没有。

　　但杜时贵钟情岩石力学。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水电工程、坡坝、巷道等等的建设，都需要对岩石进行深入分析。岩石内部附存有地应力，包含着许多裂纹、节理、断层、夹层和晶体间的滑动面等。在杜时贵看来，岩石是“宝贝”，唯有摸透它、用好它，才能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反之，也会带来无可挽回的重大事故和灾难。

　　他独自沉浸在旷野山川、浩瀚资料的寂寞中，深夜台灯下奋笔疾书的畅快里。他从野外带回一堆堆岩体试样，一头扎进岩石结构面粗糙度系数（JRC）及其工程应用的研究之中。JRC是岩石结构面抗剪强度的关键参数，几乎每一项涉及岩石的工程都离不开对它的有效评价。如何获取这关键的参数，一直是岩石力学研究者们努力攻克的难题。

　　传统的直剪试验法，是从野外选取岩体试样，经过取样、运输、加工、安装，再进行试验，整个过程周期长、成本高，且获得的参数准确度并不高。通常做法是将直剪试验结果人为地折减70%后应用于实际工程。对此，即使最先确立JRC理论的挪威地质学家Barton（1977年）也只是提出用经验估算法来解决。因缺乏检验，经验估算法也一直滞留在理论研究层面。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个又一个重大重点工程，规划，论证、设计、建设……让杜时贵深感时间紧迫。他放弃无数个节假日，熬了无数个通宵，经常头顶烈日、脚踩泥泞赴野外勘察，采集原始数据，搜集数据资料。他终于发现JRC和结构面抗剪强度具有各质异性、各向异性、非均一性和尺寸效应等特征……

　　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八年摸索研究，199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简易纵剖面仪及其在岩体结构面粗糙度系数研究中的应用》，他发明的简易纵剖面仪，用接触式方法绘制了世界上第一条野外现场的岩体结构面表面起伏形态连续曲线。这项创新成果在国家“八五”重点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库三个边坡工程应用中得到成功检验，1993年获得国家专利，同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用坚守成就人生高度

　　惟有一心一意，心无旁骛，才能独树一帜，引领时代。杜时贵用坚守证明了这一点。

　　1993年，他来到浙江工业大学任教，第二年就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破格晋升的副教授。1999年，37岁的他被晋升为教授。

　　200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来到绍兴工作。2012年调任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经他再三要求，2014年终于调回绍兴，出任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虽然校务繁忙，他却始终对科研一往情深地执着与坚守。

　　科研上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教学上不断取得成果和佳绩。杜时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事业发展阶段：完成了基于直剪试验的岩石结构面抗剪强度尺寸效应机理研究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15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获得国家专利授权40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12项。

　　如他研制发明的JRC系列测量仪，最小的仅10厘米，最大的有10米，在甘肃北山沙漠国家地质处置库、黄河小浪底水库、云川白鹤滩水电站、浙江甬台温高速公路等100多项国家和省重点工程中被采用，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这些测量仪有那么“神奇”？没错。

　　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操作简便、速度快、精度高，适用于野外任意产状、任意方向、任意尺度的结构面测量，而且获取“参数”所需时间仅为传统方法的10%，所需成本仅为传统方法的10%～20%，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07年获得了浙江省科技一等奖，2009年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发明创业奖。

　　2011年，杜时贵拿下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并当选省特级专家。2013年，他被授予中国地球科学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评委会评价他是“我国非地质行业、非重点院校中坚持地质科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而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科学家”。

　　用真诚培育创新团队

　　杜时贵在岩石力学领域实现了从源头创新，到开发新技术，再到编制工程建设标准、建立工程应用范例，最后进行岩石工程应用推广等一系列的集成创新，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果。

　　有成功“秘诀”吗？当然。

　　他说，得益于命运恩赐予他特殊的人生经历：10年科研启蒙阶段，他在中国地质大学养成了“科研即生活”的习惯；10年科研成长阶段，他在浙江工业大学领悟了“四两拨千斤”的科研方法；此后10年，他工作在高职院校，没有了科研目标压力，没有了科研考核束缚，只求学问不求成果，才得以潜心研究。

　　他说最困难的挑战是面临“三无”（没有良好科研平台、没有充足科研经费、没有固定科研团队）。也更深切体会到学术环境和导师引领对科研人才的发展是多么重要，以致下决心着力于科研团队的培育和建设。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杜时贵总是提及他一手创建的科研平台——绍兴文理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岩石力学与地质灾害实验中心，以及建设中的8000平方米实验大楼，对团队里的年轻人寄予厚望，为他们的每一步成长而开心。

　　今年33岁的黄曼，跟随杜时贵教授搞JRC快速测量技术及抗剪强度评价与应用研究已有8年，目前已是团队骨干之一。当年，她只是一名学建筑设计的本科毕业生，在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遇到了杜时贵院长，将她引入岩体力学实验室。杜时贵院长言传身教带她一起科研攻关，使她从一名实验员成长为副教授。“遇到杜导师，是我的幸运。”黄曼说，眼下，她正在攻读同济大学在职博士，独自肩负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两个科研项目。

　　杜时贵说：“获奖并不是目的，科研成果被应用，得到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